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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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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经历过20世纪最后十年的人，都会深刻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变化。相信没有人敢说，历史上还有哪个十年，发生的变化比这十年更大。促成沧桑巨变的原因当然数不胜数，但只有为数不多的原因被人们反复提及。其中之一就是：海湾战争。
一场战争改变世界。把这样的结论与一次发生在局部地区并且仅仅持续了42天的战争联在一起，似乎有些夸大其词。不过，事实的确如此，无须一一列举1991年1月17日之后开始出现的所有新名词：只需举出前苏联，波黑，科索沃，克隆，微软，黑客，英特网，东南亚金融危机，欧元，还有世界上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这些就足够了。它们差不多构成上，我们有理由把毁损度决不亚于一场战争的索罗斯们对东南亚的金融攻击，本·拉丹对美国使馆的恐怖袭击，以及奥姆真理教徒对东京地铁的施毒和小莫里斯之辈在互联网上的捣乱，认定为准战争、类战争、亚战争，即另外一种战争的雏型。
不管如何称呼它们，都无法使我们变得比从前更为乐观。我们没有理由乐观。因为纯粹意义上的战争作用的缩小，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终结。即使身处所谓后现代、后工业时期，战争也不会被彻底的解构。它不过是以更复杂、更广泛、更隐蔽、更微妙的方式重新侵入人类社会罢了。就像拜伦在悲悼雪莱的诗中所说的那样：“什么都没有发生，不过是经历了一次海水的幻化而已。”经过现代技术和市场体制幻化的战争，将更多地以非典型性战争形态的方式展开。换句话说，在我们看到军事暴力相对减少的同时，青定会看到政治暴力、经济暴力、技术暴力的增多。但不管是何种形式的暴力，战争就是战争，外观的变化并不妨碍任何战争对战争原理的遵循。如果我们承认新的战争原理将不再是“用武力手段强迫敌方接受自己的意志”，而是“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和非武力、军事和非军事、杀伤和非杀伤的手段，强迫敌方接受自己的利益”的话。
这就是变化。战争的以及由此引起的战争方式的变化；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变化？以及怎样的变化、向何处变化和如何面对这些变化？这是本书试图触及并揭示的课题，也是我们决定撰写本书的动机。
1999年1月17日，时值海湾战争爆发八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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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 论新战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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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司马穰苴
科学及与之相联系的技术进步通过一系列革命步骤——向前的巨大步伐，给了我们一幅关于自然界的全新图景。
——伯纳德·科恩
技术是现代人类的图腾[1]
[1]O·斯宾格勒在他的《人类与技术》一书中说，“技术是像我父上帝一样永恒和不可变化的，它像上帝之子一样拯救人类，它像圣灵一样照耀着我们。”哲学家斯宾格勒对技术一如神学家对上帝般的崇拜，正体现了人类进入大工业时代并在后工业时代愈益兴盛的另种蒙昧。
在功利主义的熏风吹拂下，技术比科学更受人们青睐是不足为奇的。科学大发现的时代，已经留在了爱因斯坦以前的岁月。现代人则越来越倾向于：在我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一切梦想实现。这使他们在为自己的明天下注时，大都透过上千度的近视镜片去乞灵膜拜于技术。如是，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技术得到了令人瞠目的爆炸性发展，给急功近利的人类带来了数不胜数的好处，而我们自豪地把它称之为技术进步，却不知此时自己正置身于一个迷失了心性的技术蒙昧期[2]。
[2]在这方面，法国哲学家兼科学家让·拉特利尔有独到见解，他认为，科学技术对文化既有破坏效应，也有诱导效应。在这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下，人类很难保持对技术的清醒判断。常常在技术狂热或是“反科学”运动的两极中摇摆。硬着头皮去读一读他的行文晦涩但思想艰深的《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会有助于从更广阔的角度去观察技术对人类社会多方面的影响。
技术在今天已日益变得令人眼花缭乱和不可控制。贝尔实验室和索尼公司不停地推出新奇的小玩艺，比尔·盖茨年年开启他的新视窗，克隆羊“多莉”证明人类已经打算替代造物的上帝。俄制令人生畏的SU－27战斗机还没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派上用场，SU— 35就已经登台亮相[3]，而SU－35能否在战场上出尽风头后再功成身退也是件大可怀疑的事。技术就像套在人类脚上的“魔鞋”，在被商业利益拧紧了发条后，人们只能随鞋起舞，按照它给定的节奏飞快地旋转。
[3]尽管超视距（BVR）武器的完善，已使空战的基本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毕竟没有完全取消近距格斗。能做“眼镜蛇”机动的SU－27和能做“钩子”动作的SU－ 35，都是迄今为止最出色的战斗机。
瓦特、爱迪生的名字几乎是技术大发明的同义语，用这些技术巨匠去命名他们的时代可以说理所当然。不过，从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百多年来无法数计的五花八门的技术发明，使得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出现都很难在人类生活的领域中妄自称大。如果说“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这些提法在当时还可谓名至实归的话，今天，当种种新技术像不断拍打时代堤岸的涌浪，使人们连短暂的欢呼都来不及，便被淹没在更高更新的技术潮头之下时，仅以一种新技术或一位发明家就命名一个时代的时代已成昨日黄花。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把当今时代称之为“核时代”或“信息时代”的话，仍会让人有以偏概全之感的原因所在。
毫无疑问，信息技术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福音。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唯一能给从潘朵拉盒中放出去的所有技术“瘟疫”注入更大能量，同时又加上一道紧箍咒对其进行控制的手段。只是谁又能为它也戴上道紧箍咒眼下还是个问题。悲观的论点是，假如这一技术朝人类不可控的方向发展的话，最终将使人类成为它的牺牲品[4]。如此可怕的结论却丝毫没能减弱人们对它的热情。它本身显示的乐观前景对渴望技术进步的人类具有更强烈的诱惑性。毕竟它所独有的交流与共享的特性，是我们可以期望的引领人类走出技术蒙昧的灵性之光，尽管这还不足以让我们与那些一叶障目的未来学家们一样，用它的名字来冠名整个时代。它的特性恰恰使它无法取代大量已有的、正在出现的和即将诞生的各类技术，特别是像生物技术、材料技术和纳米技术这些与信息技术彼此借重、彼此推进直至彼此共生的技术。
[4]弗·格·容格是最敏锐的技术悲观论者，早在1939年，容格就已经认识到了现代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技术统治的增长和环境问题的威胁。在他看来，技术已经变成一种无可匹敌的、魔鬼般的力量；它既掠夺大自然，也剥夺了人类的自由。马?ず５赂穸凇洞嬖谟胧奔洹分邪鸭际醭莆敖艹龅幕拿保笕死嗷毓樽匀唬? 以避免作为最大危险的技术。最著名的技术乐观派是维纳和斯泰因布赫，在维纳的《控制论》、《上帝与机器人》、《人有人的用处》和斯泰因布赫的《信息社会》、《哲学与控制论》等著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描绘的人类社会在技术的推进下呈现出的光明前景。
三百年来，人们早已习惯于在技术领域里盲目的喜新厌旧，对新技术的无尽追求成了解决一切生存难题的灵丹妙药。人们沉迷其中而渐入歧途。就像为掩饰一个错误通常会再犯十个错误一样，为解决一个难题人们也常常不惜为自己带来十个难题[5]。如为更便捷的代步人们发明了汽车，但紧跟在汽车屁股后面的一长串问题——采矿冶炼、机械加工、石油开采、橡胶提炼、道路修筑等等，又需要同样一长串的技术手段去解决，直到最终导致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挤占耕地、交通事故等更多更棘手的问题出现。到头来，以车代步的原始目的与这些派生的问题相比，倒似乎显得无足轻重了。技术的无理性膨胀，就是这样让人类不断地把一个个初始目标遗失在枝杈横生的技术之树上而迷途忘返。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称作“枝杈效应”。所幸的是，在这个时候，现代信息技术出现了。这肯定是技术史上最重要的一场革命。其革命性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本身是一项全新的技术，更在于它是一种能轻松穿透技术间的重重壁垒，把看似毫不相关的各种技术联结在一起的黏合剂。通过它的黏合，不但可能派生出许多非驴非马又亦此亦彼的新技术，而且还给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人类只能站在人类的角度，才能认清技术的工具性实质，才不至于在解决自身面临的生存难题中，成为技术——工具的奴隶。人类完全可以充分展开自己的想像力，在使用每一项技术时穷尽其潜能，而不必像熊瞎子掰苞米那样，只会不断地用新技术去淘汰旧技术。在今天，单项技术的独立使用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想象。信息技术的出现，为各种新旧技术以及高新技术间的匹配使用，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无数事实证明，技术的综合运用甚至比技术的发明更能推动社会的前进[6]。
[5]在戴维·埃伦费尔德的《人道主义的僭妄》一书中，列举了许多这样的事例。施瓦茨在《过度巧妙》中说，“一个问题的解决会产生一批新问题，这些问题最终会排除那种解决。”热内·迪博在（理性的觉醒》中也谈到了同样的现象。
[6]E·舒尔曼在《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中指出，“在以现代技术的爆炸性发展为基础的当代文化的动态发展中，我们将越来越多地面临多学科合作的事实……一门特殊的科学无法足够科学地指导实践。”
单声部引吭高歌的局面正在被多声部大合唱所取代。技术的大融合正在不可逆转地导致全球化趋势的上升，而全球化趋势又反过来加速了技术大融合的进程，这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这一特征必会将其特点投射到时代的任何方向上，战争领域自然也不会例外。任何一支渴望现代化的军队都离不开新技术的喂养，而战争的需要从来就是新技术的催产士。海湾战争中有500多种80年代的高新技术登台亮相，使得这场战争简直就像是新武器们的表演?５肆粝律羁逃∠蟮牟皇切挛淦鞅旧恚俏淦鞣⒄购褪褂弥械南低郴飨颍? 像“爱国者”拦截“飞毛腿”，看似用霰弹枪打鸟那么简单，实际上要牵动部署在大半个地球上的许多兵器：DSP卫星发现目标后，向澳大利亚地面站传送警报，经美国本土的夏延山指挥所再把信息发给利雅得中心指挥所，然后是命令“爱国者”操作员进入战位，光是在90秒钟的预警阶段，就要依赖空间系统和C3I系统的多次传接配合，真可谓“一弹动全球”。众多武器间超距离的实时合作，形成了前所未见的作战能力，而这正是信息技术出现之前无法想象的事情。假如说，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单件武器的出现还可能引起军事革命的话，那么在今天，已经没有谁能独领风骚。
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的战争，取消了武器对战争的冠名权，在新的基点上重新排列了武器与战争的关系，新概念武器特别是武器新概念的出场，使战争的面孔日渐变得模糊。一次“黑客”侵袭，算不算敌对行动？利用金融工具去摧毁一国经济，能否视为一场战争？CNN对美军士兵曝尸摩加迪沙街头的报道，是不是动摇了美国人充当世界宪兵的决心，从而改变了世界战略的格局？以及对战争行为的判断是看手段还是看效果？显然，从传统的战争定义出发，已经无法对以上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所有这些非战争行动都可能就是未来战争的新的构成因素时，我们不得不对这种战争新模式进行一次新的命名：
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简言之：超限战。
如果这一命名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种战争意味着手段无所不备，信息无所不至，战场无所不在；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术都可以任意叠加；意味着横亘在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两个世界间的全部界限统统都要被打破；还意味着已有的许多作战原则将会被修改，甚至连战争法也需要重新修订。
但是，战神的脉博是难以把握的。要想谈论战争，特别是谈论发生在明天晚上或是后天早晨的战争，你别无它法，只能屏息定性，仔细号切战神在今天的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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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章 总是先行到来的武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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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
——恩格斯
武器革命总是比军事革命先行一步，当革命性的武器到来之后，军事革命的到来就是迟早的事了。战争史在不断提供这样的证明：青铜或铁制的矛造就了步兵方阵、弓箭和马蹬为骑兵提供了新的战术[1]、在使用黑火药的枪炮中萌生出了整套近代战争的模式…… 从圆锥子弹和来复枪[2]作为技术时代的尖兵登上战场的时候起，武器干脆就在战争的胸前缀上自己的名字。先是钢甲巨舰充当海上霸主，开启了“战列舰时代”，再到它的兄弟“坦克”名冠陆战，然后是飞机称雄天空，直到原子弹横空出世，昭示“核时代”的来临。今天，大量的高新技术武器不断涌现，使武器俨然成了战争的首席代表。当人们谈到未来战争时，已经很习惯地用某种武器、或是某项技术去称呼它，叫它“电子战”、 “精确武器战”、“信息战”。在思维轨道的惯性滑跑中，人们还不曾察觉，某种不显眼但很重要的变化正在悄悄来临。
[1]恩格斯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P19）
关于马镫对改变作战方式的作用，可以参阅顾准的文章“《马镫和封建主义——技术造就历史吗？》译文及评注”，“马镫……它立即使白刃战成为可能，而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新战斗方式……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么简单，但很少方面在历史上起过像它那样的触媒作用。”“马镫在西欧引起了军事——社会一系列改革”。（《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P293－309）
[2]“在1850－1860年之间发明的来复枪和圆锥形子弹与任何先进的新式器技术发展相比都具有最深刻的直接革命性影响。……20世纪出现的高爆弹、飞机、坦克对当代产生的影响肯定比不上当时的来复枪”。详见T·N·杜普伊著《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中，第三部分21节“来复枪、圆锥形子弹和散开队形”。（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1938 －250）
没有谁能拥有战争冠名权
武器革命是军事革命的前奏。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即将到来的军事革命，将不再被一两件单一武器所推动。大量的技术发明，在不断刺激人们对新武器心向神往的同时，也迅速消解了每一种武器的神奇。以往只需要数件武器或装备的发明，像马镫、马克沁机枪[3]，就足以引起战争样式的改变，现在则需要上百种武器构成若干个武器系统，才能从整体上影响战争。然而武器发明得越多，单一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就越小，这是隐含在武器与战争关系里的悖论。就此意义上说，除了全面使用核武器这一越来越不大可能出现的情况可以称之为核战争外，其它任何一种哪怕是极富革命性的武器，都已不再拥有对未来战争的冠名权。
[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索姆河会战中，1916年7月1日英军对德军发起进攻，德军用马克沁机枪向密集队形的英军扫射，使英军一天伤亡6万人。从此，密集队形的冲锋逐渐退出了战场。（《武器与战争——军事技术的历史演变》刘戟锋著，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P172－173）
或许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才有了“高技术战争”和“信息战”[4]的提法，意在以宽泛的技术概念替代具体的武器概念，用模糊学的方法解决这道难题。可这似乎仍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4]如果不把维纳关于战争游戏机器的看法，当成是对信息武器的最早论述。那么，汤姆·罗那在1976年所说的一句话，信息战“是决策系统之间的斗争”，就使他成了“信息战”这一术语的最早提出者（美《军事情报》杂志1997年1－3月号道格拉斯· 迪尔斯“信息战的内涵、特点与影响”）。曾有过十余年服役经历的我国青年学者沈伟光通过独立研究，于1990年出版了《信息战》，这大概是研究信息战最早的专著。托夫勒借“第三次浪潮”的声势，在他的另一本畅销书《权力的转移》中，把“信息战”概念推向全球，而海湾战争恰好成了这一作战新概念的最精彩广告。于是，谈论“信息战” 成了一种时髦。
细究起来，最先出现在美国建筑业中的“高技术”[5]一词，实在是有点语焉不详。什么是高技术？它针对什么而言？从逻辑上说，高和低只是相对概念。而用一个可变性很大的概念，刻舟求剑式的为干变万化中的战争命名，本身就很成问题。当一代所谓的高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低技术时，我们是否还准备把接下来出现的新鲜玩艺儿再次命名为高技术？而这是否会给我们在技术大爆炸的今天，称呼和使用每一项新出现的技术带来混乱和麻烦？何况是否高技术，究竟应以什么为标准？就技术本身来说，每一项技术都是具体的，因而也就有它的时限性。昨天的“高”，很可能是今天的“低”，而今天的“新”，又会成为明天的“旧”。相对于M－60坦克、“眼镜蛇”直升机和B－52 这些60－70年代的主战兵器，“艾布拉姆斯”坦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F－117以及“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是高技术；而在B－2、F－22、“科曼奇”直升机和“杰斯塔”联合监视目标攻击系统面前，它们眼看着又要成为明日黄花。如此说来，始终都是一个变数的高技术武器概念，岂不成了“新娘子”的头衔，随着“年年花开人不同”，只剩下空壳一样的名分，不断地戴在那些正在成为“新娘子”的女人头上。那么，在接连不断的一环环战争链条中，每一种武器都在随时随地地由高变低、由新变旧，时间之矢不肯在任何一点上停留，也就没有一种武器可以久居高技术的王座，既然如此，所谓的高技术战争，究竟是指哪一种高技术？
[5]国外专家认为“高技术”是一个没有完全固定下来的概念，也是一个动态概念，不同国家对高技术的侧重点各异。军事高技术主要包括，军用微电子装置技术、计算机技术、光电子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隐形技术、定向能技术。军事高技术的最主要特征是“综合性”，即各项军事高技术都是由多种技术组成的，是一个技术群。（详见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外军资料》1993年69期）
泛泛而言的高技术不能成为未来战争的同义语，作为当代高技术之一的、几乎在所有现代武器的构成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信息技术，就更不足以用来命名一场战争。即使在一场未来战争中所有武器都嵌上信息元件而被充分的信息化，我们仍不能把这种战争称作信息战争，充其量也只能称之为信息化战争[6]。因为不论信息技术如何重要，它都不能完全替代每一种技术本身的功能和作用。比如，已经充分信息技术化了的F－22战斗机仍是战斗机，“战斧”导弹仍是导弹，而不能笼统地把它们称作信息武器，用这些武器进行的战争也不能称作信息战[7]。广义的信息化战争和狭义的信息战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指被信息技术所强化并伴随的各种形态的战争；后者则主要是指以信息技术为手段获得或压制信息的作战。此外，信息崇拜制造的当代神话，使人们误以为它是唯一的朝阳技术，其它的一切都已经日薄西山。这种神话可以给比尔·盖茨的口袋里带来更多的钱，却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同样依赖于其它技术的发展，相关材料技术的开发直接制约着信息技术的突破，如生物技术的进展就决定着信息技术未来的命运[8]。说到生物信息技术，我们不妨回到前面的话题，再做一个小小的假设：如果有人用信息制导的生物武器打击了生物计算机，它应该算是生物战呢还是信息战？恐怕没有人能用一句话答得上来，但这却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实，人们根本不必为信息技术能否在今日坐大煞费苦心，因为它本身就是技术综合的产物，它的第一次出现及每一次进步，都是一个与其它技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融合过程，而这正是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最本质的特征。这一特征当然也会像钢印数码一样在每一件现代武器上留下它的典型印记。我们并不否认在未来战场上，某些先进武器仍会起主导作用，但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败，已很难有谁还能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它可能是主导的，却不是唯一的，更不会是长久不变的。也就是说，没有谁还能把自己的名字大言不惭地冠于某一场现代战争的前面。
[6]关于“信息战”的定义，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所下的定义是——在保护己方的信息、信息处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的同时，为干扰敌人的信息、信息处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网络以取得对敌信息优势而采取的行动。美国陆军FM100－6号野战条令认为，“国防部对于信息战的认识偏重于信息在实际冲突中的影响”，而陆军的理解是“信息已渗透到从和平时期到全球战争中军事行动的各个方面”（军事科学出版社，中译本，P24－25）。“广义信息战是利用信息达成国家目标的行动”，美国空军大学教授乔治·斯坦对信息战下的这个定义，气魄显得比陆军要更大一些。布莱恩·弗雷德里克斯上校在《联合部队季刊》1997年夏季号上的文章中提到， “信息战是一个超出国防部范围的国家性问题”，这也许是对信息战之广泛性的最准确表述。
[7]“信息战”概念的内涵越来越扩大的情景正相反，美军中一些有头脑的少壮军官对“信息战”概念，提出越来越多的反话。空军中校詹姆斯·罗杰斯指出，“信息战并非新事物……那些断言信息战技术和谋略将必然取代‘兵器战’的人们是否有些太过自信了。”（美《海军陆战队》杂志1997年4月）罗伯特·古尔利海军少校则提出了“信息战方面七个误区：（1）滥用比喻手法；（2）过分夸大威胁；（3）过高估计自身实力；（4）历史的相关性与准确性；（5）回避批评的反常企图；（6）毫无根据的设想；（7）不规范的定义。”（美《纪事》杂志1997年9月号）空军少校玉林·怀特海德在《空中力量杂志》1997年秋季号上撰文指出，信息不是万能的，信息武器也不是“魔法武器”。对信息战的质疑并不限于个人，美国空军的文件《信息战的基础》对“信息时代的战争” 与“信息战”作了严格区分，认为“信息时代的战争”是使用信息化武器的战争，如用巡航导弹攻击目标；而“信息战”则是把信息作为独立领域和强劲武器。同样，一些著名学者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埃略特·科恩提醒道，“同核武器并没有淘汰常规力量一样，信息革命也不会淘汰游击战术、恐怖主义或大规模杀伤武器。”
[8]用生物技术设计生产的大分子系统是更高级的电子元件生产材料，如蛋白分子计算机比现有计算机运算速度和储存能力高数亿倍。（《跨世纪的军事新观点》，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P142－145）
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与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
“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与“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这两句话道出了传统战争与未来战争的明显分野，也点明了在两类战争中武器与战法的关系。前者反映了处于自然状态下进行战争的人类对武器与战法关系的不自觉或被动适应，后者则预示了进入自由状态时人们对同一命题的自觉或主动选择。自有战争史以来，人们一直遵循的一条不成文的通则就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往往在先有了一种武器之后，才开始形成与之匹配的战法。武器在前，战法随后，武器的演变对战法的演变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这里固然有时代和技术的局限因素，但也不能说与每一代武器制造专家们都只考虑武器自身性能是否先进而不论其它的线性思维无关。或许这就是武器的革命总是先于军事革命的一个原因。
尽管“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这句话就其本质而言是消极的，因为它的潜台词所折射的是一种无奈，我们却无意贬低它在今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就是立足现有武器，寻找最佳战法。换言之，就是力求找到最能与既定武器相匹配的作战方式，从而使其性能的发挥达到最大值。今天，从事战争的人已经在有意无意间完成了使这一法则从消极向积极的过渡。只是人们仍然误以为这是落后国家在无奈中唯一可能采取的主动。殊不知就是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也同样需要面对这种无奈，即使富甲天下，也未必就能用清一色的高新技术武器去打一场费用昂贵的现代化战争[9]。只不过她在新旧武器的选择搭配方面有更多的自由罢了。
[9]即使在被人们称为是新式武器实验场的海湾战争中，也有许多老式武器和普通弹药发挥了重要作用。（详见《海湾战争——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附录》）
如果能找到良好的契合点，也就是找到最恰当适宜的战法，新旧不同代次的武器搭配使用，不仅能消解武器单一性的脆弱，还可能成为武器效能的“倍增器”。曾多次被人预言早该寿终正寝的B－52轰炸机在与巡航导弹及其它精确制导武器的结合后又重放异彩，至今仍未歇下它的翅膀；A－10飞机利用外挂的红外导弹，使自己具备了原本没有的夜间攻击能力，而其与阿帕奇直升机的配合相得益彰，更使这种70年代中期出现的武器平台雄风大振。可见，“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并不是消极无为。如今日益开放的武器市场，多元的武器供应渠道，为武器的选择提供了极大的余地，多代次武器的大量并存，为武器间的跨代次组合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广阔也更可为的基础，只要破除把武器代次、用途、联结方式固定化的思维惯性，就可能化腐朽为神奇；如果以为打现代战争就一定要靠先进武器，一味迷信这类武器的神奇作用，反倒会化神奇为腐朽。我们正处于以火药为标志的武器系统向以信息为标志的武器系统跃进的武器革命阶段，这期间会有一个相对漫长的武器更迭期。眼下我们无法预言这一时期有多长，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这一更迭没有结束，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就是任何国家包括美国这样拥有先进武器最多的国家处理武器与作战间关系的最基本的办法。需要指出的是，最基本的不一定就是最有前途的。在消极的前提下积极进取只是特定时期的特定做法，而并非永恒的法则。科技进步在人类手中早已从被动发现变成主动发明，美国人提出“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 的设想，引发了武器与战法关系自有战争以来的最大的一次变革。先确定作战方式然后再来研制武器，在这方面，美国人吃到的第一只螃蟹就是“空地一体作战”，时下沸沸扬扬正当红的“数字化战场”和“数字化部队”[10]则是它的最新尝试。这种做法标志着武器总是领先于军事革命的地位已经动摇，战法先行而武器随进或是两者相互砥硕、推挽前行构成了它们之间的新关系。同时武器自身也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演变，它的发展不再只是看单件武器性能的改进，而更要看武器是否具备与其它武器之间联结和匹配的良好性能。像当年高蹈独行的F－111因其太先进无法与其它武器匹配而只能束之高阁的教训已被汲取，那种企图依靠一两件高新技术武器充当“杀手钢”就能制敌于死命的思想显然已经过时。“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实验室特征的做法，既可以被视为一种主动选择，也可以被当成以不变应万变之策，它在酝酿战争史的重大突破的同时也隐含着现代战争的潜在危机：为一种尚在探讨研究中的战法度身定做一套武器系统，就如同为不知谁来赴约的盛宴准备菜肴，差之毫厘就可能谬之千里，从美军在索马里遇上艾迪德军队后一筹莫展的表现看，最现代化的军队也不具备调节众口的能力，应付不了不按常规行事的敌手。在未来战场上，数字化部队很可能会像擅长烹饪奶油浇龙虾的大厨师一样，面对坚持啃玉米棒的游击队员徒呼奈何。武器和军队的 “代差”[11]也许是需要格外重视的问题，代差越近，代位高的一方战果越显著，而代差拉得越开，彼此间相互对付的办法就越少，甚至可能谁也吃不掉谁，从已有的战例来看，高技术军队难以应付非正规战争和低技术战争，这其中或许有某种规律存在，起码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12]。
[10]从“空地一体战”开始，美军武器装备的研制大体上都分为5个阶段：提出需求、拟定方案、方案论证、工程研制和生产、装备部队。对数字化部队的装备也是按此路子进行研制。（美国《陆军》杂志1995年10月号）1997年3月，美国陆军举行旅规模的高级作战实验，共检验了58种数字化装备。（美《陆军时报》1997年3月31日，4月7日、 28日）根据美陆军器材司令部司令约翰·E·威尔逊上将的介绍，他的任务就是和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合作，为他们的大胆而新颖的设想，开发合乎需要的先进技术装备。（美《陆军》杂志1997年10月号）
[11]俄罗斯总参军事学院科研部主任斯利普琴科认为，战争和武器已经经历了五代，现在正走向第六代。（朱小莉赵小卓《美俄新军事革命》，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P6）
[12]1998年第11期《国防大学学报》，刊登了陈伯江对美国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菲利普·奥迪恩的访问记。菲利普·奥迪恩多次提到“非对称作战”，认为这是对美国的新威胁。安图利亚·埃切维利亚在《参数》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在后工业时代最难对付的仍是‘人民战争’”。
新概念武器和武器新概念
与新概念武器相对，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武器几乎都可统称为旧概念武器。所以称其为旧，是这类武器的基本性能就是机动力加杀伤力。即或像精确制导炸弹等高新技术武器，也不外乎添加进了智力和结构力这两种因素而已。从实用角度来说，不论如何改头换面也无法改变其传统武器的性质，即它始终被职业化战士所掌握并在一定战场上所使用。所有这些沿传统思路制造出来的武器和武器平台，在适应现代战争和未来战争的努力中，无一例外都已走进了死胡同。那些想用高技术的魔法使传统武器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愿望。最终落入无休止消耗有限经费和军备竞赛的高技术陷阱。这就是传统武器发展过程中必然面对的悖论：
为保持武器的领先，只能在研制经费上层层加码；层层加码的结果，则无人有足够的经费保持领先。其最终的结果是，保卫国家的利器，反倒成了导致国家破产的诱因。
最近的例证也许最有说服力。前苏军总参谋长奥尔加科夫元帅敏锐地洞悉了“核后时代”武器发展的走向，相机提出“军事技术革命”这一崭新概念时，他的思想显然领先于他的同时代人。但思想的超前并没有给他的国家带来福祉，反倒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13]。这个在冷战背景下被他的同僚们视为独步一时的设想一经提出，便大大加剧了美苏间存在已久的军备竞赛，只是当时还没有人会预料到，其结果竟是苏联解体及其在超级大国的角逐中彻底出局。一个强大的帝国在一枪未放的情况下就土崩瓦解，活生生印证了吉卜林的一句名诗：帝国的灭亡，不是轰隆一响，而是扑哧一声。不独前苏联如此，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也在步其老对手的后尘，为我们提出的武器发展悖论提供新的证明。随着技术综合时代的轮廓日渐清晰，他们投入新武器研制的费用越来越多，武器的价格也越来越昂贵，60－70年代研制F－14、F－15的花费是10亿美元，80年代研制B－2飞机就突破了100亿美元，而90年代F－22飞机的研制费超过了130亿美元，若以重量计，单价在13－15亿美元的B－2飞机[14]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要贵3倍[15]。像这样昂贵的武器在美军武库中比比皆是，如F－117A轰炸机、F－22主战飞机、“科曼奇”武装直升机，这些武器的价格几乎件件超过或接近上亿美元，大量费效比如此不合理的武器，给美国军队披上了越来越沉重的甲胄，把他们一步步拖向在经费上层层加码的高技术武器陷阱之中。财大气粗的美国人尚且如此，其他每每囊中羞涩的国家在这条路上又能走多远？显而易见，谁都很难走下去。步出困境的办法当然是另辟蹊径。
[13]美国防务专家认为，奥尔加科夫已经看到电子技术将使常规武器发生革命，并使之在效果上取代核武器。但奥尔加科夫在军事革命问题上的远见卓识因体制问题而搁浅，“如果一个国家跟踪技术革命的代价极其高昂，超出了它的体制和物质条件所能承受的限度，而它仍然坚持与其对手进行军事实力的竞赛，那么，其结果只能是在可以使用的军事力量方面更加落后。俄罗斯在沙皇和苏联时期都是这个命运：苏联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军事负担，军方又不愿意接受收缩战略的要求。”（见美国《战略评论）杂志 1996年春季号，斯蒂芬·布兰克《为下一场战争作准备：对军事革命的一些看法》）
[14]1981年，美空军预计投入220亿美元就可生产132架B－2。但8年后，这笔钱只造出一架B－2飞机。若以单位重量价值计算，一架B－2是同等重量黄金价值的3倍。（见《现代军事》1998年第8期，P33，朱志浩文《美国隐身技术政策之剖析》）
[15]美国国防部对1993年1月13日空袭伊拉克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高技术武器存在许多局限性，综合效应炸弹有时比精确炸弹效果更好。（美《航空与航天技术周刊》 1993年1月25日）
于是，新概念武器应运而生。只不过让人感到有点不平的是，在这方面领先于潮流的又是美国人。早在越战时期，投放在“胡志明小道”上空造成倾盆暴雨的碘化银粉末和撤播在亚热带丛林中的脱叶剂，即已使“美国鬼子”在新概念武器和手段残忍两方面都独领风骚。此后30年，他们更在财力和技术的双重优势下，令人无力在此领域望其项背。
不过美国人也并非事事占尽风头，在新概念武器之后提出范围更其广泛的武器新概念，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美国人没能在这方面理清头绪。因为提出武器新概念无须凭借新技术做跳板，只需要一种明快而犀利的思想。而这并不是思想附丽于技术的美国人之所长。美国人总是在技术未曾到达的界域停顿思想的呼吸。不容否认，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地震、海啸、灾害性天气或是次声波、新生化武器等都属于新概念武器[16]，并且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武器已有很大区别，但它们都还是与军事、军人、军火商有关的以直接杀伤和损毁为目标的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只不过是改变了武器的机理和在杀伤力、损毁力方面成倍放大了的非传统武器而已。
[16]新概念武器主要包括动能武器、定向能武器、次声武器、地球物理武器、气象武器、太阳能武器、基因武器等。（《跨世纪的军事新观点》，军事科学出版社， P3）
武器新概念则不同。它和人们所说的新概念武器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说，新概念武器是超出传统武器范畴的、可以在技术层面上掌握和操作的、能够对敌方造成物质或精神杀伤的武器的话，那么，这种武器在武器新概念面前，仍旧是狭义的武器。因为武器新概念就是广义武器观，它把所有超出了军事领域，但仍能运用于战争行动的手段都看做是武器。在它眼里，一切能造福于人类的，皆可加害于人类。也就是说，今天世上的一切没有什么不能成为武器，这就要求我们对武器的认识要有打破一切界限的自觉。当技术的发展正在努力增加武器的品种之际，思想的突破则一举拓开了武器王国的疆域。在我们看来，一次人为的股灾、一次电脑病毒的侵入、一次使敌国汇率的异动，或是一次在互联网上抖落敌国首脑的绯闻、丑闻统统都可被纳入新概念武器之列。武器新概念为新概念武器提供指向，新概念武器则使武器新概念固定成型。对于大量出现的新概念武器，技术已经不是主要因素，关于武器的新概念才是真正的深层原因。
必须明确的是，武器新概念正在打造与平民生活紧密相连的武器。假如我们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新概念武器的出现，肯定会将未来战争提升到普通人甚至是军人都难以想象的水平；我们要说的第二句话就该是：武器新概念则将使普通人和军人一起对自己身边习以为常的事物也会成为进行战争的武器而大感骇异。相信人们会在某一个早上醒来时吃惊地发现，许多温良和平的事物都开始具有了攻击性和杀伤性。
武器的“慈化”倾向
原子弹出现以前，战争一直处在杀伤力的“短缺时代”。改进武器的努力主要是为了增加杀伤力，由冷兵器和单发火器构成的“轻杀武器”，再到由各种自动火器构成的 “重杀武器”，武器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不断增加武器杀伤力的过程。漫长的短缺，造成了军人们对拥有更大杀伤力武器的难以满足的渴求。随着美国新墨西哥州荒原上腾起的一朵红云，军人们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不仅能将敌人全部杀死，而且还够再杀死他们一百次一千次。它使人类拥有了超过需要的杀伤力，战争的杀伤力第一次有了富余。
哲学原理告诉我们，一切事物达到极致都会转向它的反面。发明像核武器这样的、能够毁灭全人类的“超杀武器”[17]，使人类掉进了自己设置的生存陷阱。核武器成了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它迫使人们思索：我们真的需要“超杀武器”吗？把敌人杀死一百次和杀死一次有什么不同？打败敌人却要冒毁灭地球的风险又有什么意义？怎样避免同归于尽的战争？“确保互相摧毁”的“恐怖的平衡”是这些思索的直接产物，而它的副产品则是为不断增速的提高武器杀伤性能的疯狂快车提供了刹车装置，使武器的发展不再是沿着轻杀武器——重杀武器——超杀武器的高速通道向前猛冲，人们试图寻求武器发展的新路径，既要有效，又能对武器的杀伤力实行控制。
[17]用“超杀武器”的概念取代“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概念，意在强调这类武器的杀伤力超过了战争的需要，是人类极端思维的产物。
任何重大的技术发明，都会有深刻的人文背景。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及其后与此有关的50多个公约，为世界规定了一套人权国际准则，其中认定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特别是核武器严重侵犯了“生命权”，是“对人类的犯罪”。在人权等新政治概念的影响下，再加上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利益要求和政治主张犬牙交错，对生态环境特别是人的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概念的提出，导致对杀伤和破坏的顾忌，形成了新的战争价值观和新的战争伦理。武器的“慈化”[18]正是对人类文化背景的这种大变迁在武器生产和发展方面的反应。同时，技术的进步也具备了直接打击敌方中枢而不殃及其他的手段，为夺取胜利提供了许多新的选择，这一切使人们相信最好的取胜办法是控制而不是杀伤。战争观念、武器观念都发生了变化，那种通过无节制杀戮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的想法，已成为旧时代的陈迹。战争已经告别了凡尔登战役式的绞肉机时代。
[18]“慈化”武器的“慈”，主要指它减少了杀戮和附带杀伤。
精杀（精确）武器和非杀（非致命）武器的出现，是武器发展的转折点，它标志武器第一次不是向“强化”方向发展，而是呈现出“慈化”倾向。精杀武器可以精确地打击目标，减少附带杀伤，像能切除肿瘤却几乎不必流血的伽马刀，它导致了“外科手术式”打击等新战法的出现，使不起眼的战斗行动亦能收到十分显著的战略效果。如俄国人仅用一枚导弹追踪移动电话信号，就使令人头痛的杜达耶夫永远闭上了强硬的嘴巴，顺带着也就缓解了小小车臣惹出的巨大麻烦。非杀武器能够有效地使人员和装备失去战斗力，但不会致人死命[19]。这些武器所体现的趋向标志着人类正在克服自己的极端思维，开始学习控制已经拥有却日显多余的杀伤力。在海湾战争长达一个多月的大轰炸中，伊拉克平民的死亡人数仅以千数计[20]，远远低于二战期间的德累斯敦大轰炸。慈化武器是人类在武器领域进行多种选择中最新的一种自觉的选择，它在给武器注入了新技术的因素之后，又加入了人性成份，从而破天荒地使战争涂上了温情色彩。但慈化的武器仍然是武器，并不会因慈化的需要便降低武器的战场效能。剥夺一辆坦克的作战能力，可以用炮弹、导弹去摧毁它，也可以用激光束去毁坏它的光学设备或是使乘员致盲。在战场上，一个伤员比一名阵亡者需要更多的照料，无人武器平台可以省去越来越昂贵的防护设施，发展慈化武器的人肯定已经对此经过了冷冰冰的费效比计算。杀伤人员可以剥夺敌人的战斗力，让敌人恐慌且丧失战斗意志，可谓非常上算的取胜之道。今天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技术，可以创造许多更有效的造成恐惧的办法。像在天幕上用激光束投射一个受难圣徒的影像，就足以震慑那些虔信宗教的士兵。制造这样的武器在技术上已没有什么障碍，只是需要往技术成份中添加更多一些想像力。
[19]据英国《国际防务评论》杂志1993年4月号披露，美军大力研究包括光学武器、高能微波弹、声束武器和脉冲化学激光在内的多种非杀伤性武器。《简氏防务周刊》 1996年3月6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非杀伤性武器高级指导委员会制定了一项政策，对此类武器的研制、采购和使用做了规定。
此外，据《1997世界军事年鉴》（P521－522）介绍，美国国防部成立“非致命武器研究领导小组”，目标是使非致命武器尽早出现在武器清单上。
[20]见军事科学院《外军资料》，1993年3月26日，27期P3。
慈化武器是武器新概念的派生物，而信息武器则是慈化武器的突出代表。不论是进行硬摧毁的电磁能武器，还是实行软打击的电脑逻辑炸弹、网络病毒、媒体武器，都是着眼于瘫痪和破坏而不是人员杀伤。慈化武器这种只可能诞生在技术综合时代的武器，极可能正是最有前途的武器发展趋势，同时也就会带来我们今天还无法想象和预知的战争状态或是军事革命，它是人类战争史迄今为止最具深刻内涵的改变，是新旧战争状态的分水岭。因为它的出现，已足以把冷热兵器时代的战争统统划进“旧”的时代。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沉湎于技术浪漫主义的幻想，以为战争从此就会成为电子游戏般的对抗，即便在计算机房内完成的虚拟战争也同样需要以国家的整体实力为前提，一个泥足巨人拿出十套虚拟战争的方案，也不足以威慑任何在实力上强于它的敌人。战争乃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容不得丝毫的天真。哪怕有一天所有的武器都被充分慈化了，一场或许可以避免流血的慈化战争却依旧是战争，它可以改变战争的残酷过程，却无法改变战争强制性的本质，因而也就无法改变残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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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章 战神的面孔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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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战争总是在改变的。
——博弗尔
从先民们把对动物的狩猎变成对同类的杀戮之后，战争这头巨兽便始终被披甲执锐、为不同目的所驱使的军人们锁定于血腥的战场。战争是军人们的事，俨然已成天经地义。几千年间，军人——武器——战场，一直是任何战争不可或缺的三项硬件，贯穿其中的则是它的软件：战争的目的性。这一切构成了战争的基本要素，从没有人对此提出什么疑问。问题是有一天，人们发现所有那些似乎一成不变的要素统统变得让人把握不定时，战神的面孔还会是清晰的么？
为什么而战和为谁而战？
对古希腊人来说，特洛伊战争的目的既显明又简单，美女海伦是值得用一场长达十年的战争去争夺的，如果荷马史诗的记载真实可信的话。视野的有限，活动范围的狭小，生存需求程度低下，武器杀伤力严重不足，这一切使我们的先人们所进行的战争，在目标上大多比较单纯，几乎谈不上什么复杂性。只要是用正常手段无法得到的东西，他们一般都会毫不犹豫地用非常手段去获得。克劳塞维茨正是据此写下了他那句被几代军人和政治家们奉为信条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他们可能会为一支宗教派别的正宗地位而战，或为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场而战，甚至为香料、为烈酒、为国王和王后的风流韵事也不惜大动干戈，在史书上留下了诸如香料战争、情人战争、朗姆酒叛乱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的词条。此外还有英国人为鸦片贸易对大清帝国发动的战争，这大概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贩毒行动。由此不难看出，近代以前的战争在动机和行动上的单一性。及至后来希特勒提出“为德意志民族争取生存空间”和日本人所谓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尽管从字面上看要比此前所有战争的目标都复杂了些，但其实质不过是新列强企图重新划分老列强的势力范围和攫夺其殖民地利益而已。 然而在今天，要判断人们为什么而战就不那么容易了。特别是冷战终结后，横亘于两大营垒之间的铁幕陡然崩毁，不论是“输出革命”的理想还是“遏止共产主义扩张” 的口号，都失去了昔日登高一呼应者如云的号召力。壁垒分明的时代结束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曾经对革命和反革命都是首要问题的问题，突然间变得扑朔迷离，难于把握。昨日的放手正在成为今天的伙伴，从前的盟友则可能在下一场战事中兵戎相见。头一年还在两伊战争中为美国人猛击伊朗的伊拉克，第二年又成了美军猛击的对象[1]；由中央情报局一手训练的阿富汗游击队，一夜间变成了美国巡航导弹最新的打击目标；同是北约成员的希腊和土耳其，为塞浦路斯问题争得几近动武，而缔有盟约关系的日本和韩国，则为一座小小的岛屿差点撕破脸皮。所有这些都一再印证了那句老话：没有不变的朋友，只有不变的利益。战争的万花筒被利益之手摇动着，呈现出变幻不定的镜像。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更加剧了这种利益分化与利益组合的不确定性。从领土资源、宗教信仰、部族仇恨、意识形态，到市场份额、权力分配、贸易制裁、金融动荡，一切都可以成为开战的理由，不同的利益诉求，模糊了战争的目的，使人们越来越难以说清他们在为什么而战[2]。
[1]伊拉克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可参见《沙漠勇士——联合部队司令对海湾战争的己见》（军事谊文出版社，P212），“伊拉克曾与美国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它曾经从美国接受了武器、关于伊朗动向的珍贵的情报以及打击伊朗海军的美国武装支持”。
[2]1993年美国《军官》杂志2月号，发表了国防部长阿斯平的文章《谈安全环境的巨变》。
不必追问，每一个参加过海湾战争的小伙子都会告诉你，他们是为在弱小的科威特恢复正义而战。但战争的真实目的却可能与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相去甚远，它们就隐藏在这一理由的大伞下而不必担心直接面对阳光。事实上每个参战国都是在精心掂量过了自己的动机和目标之后，才决定投身于“沙漠风暴”的。整个战争中，西方都在为他们的石油生命线而战，在这个主要目标之上，美国人附加了建立以USA为标记的世界新秩序的追求，或许还有几分传教士式的维护正义的热忱；沙特人为了消除近在肘腋的威胁，甘愿打破穆斯林禁忌而“与狼共舞”；英国人为回报山姆大叔在马岛战争中的鼎力相助，自始至终都热情响应布什总统的每一项举动；而法国人则为了他们对中东的传统影响力不致消失殆尽，终在最后一刻出兵海湾。这种情形下进行的战争，当然不可能是对单一目标的角逐，众多参战国构成的利益集合体，使一场“沙漠风暴”这样的当代战争，变成了一个在共同利益的旗帜下不同利益的追逐赛。于是，所谓共同利益，便成了在战争算式中能被参战各方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要共同进行战争就必须兼顾各方的利益，因为不同的国家在同一场战争中肯定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即使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不同的利益阶层对战争也各有诉求。复杂的利益关系使我们无法把海湾战争归结为是为石油而战，还是为新秩序而战，抑或是为驱逐侵略者而战。只有极少数军人会领悟到政治家们人人都懂得的原理：现代战争与过往战争最大区别就是，公开的目标和隐蔽的目标常常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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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章 背离经典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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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战争性质特殊……是否引起了一起了一场“军事革命”？这始终是一个观点问题。
——安东尼·H·科德斯曼, 亚伯拉罕·R·瓦格纳
与战史上任何战争相比，海湾战争都称得上是一场大战。6个航母集群的300多艘军舰，4000架飞机，12000辆坦克和12000辆装甲车，30多个国家的近200万军队参加了这场战争。42天的战争中，有38天是空中打击，地面战只进行了100小时，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歼灭了伊拉克42个师，伊军伤亡3万人，被俘8万人，有3847辆坦克、1450辆装甲车、 2917门火炮被摧毁，美军仅阵亡184人，而耗资却达610亿美元之巨[1]。
[1]参见《海湾战争——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新时代的防务：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等研究报告。
也许是胜利到手得过于轻而易举，欣喜若狂的山姆大叔们至今还很少有人能准确估价这场战争的意义。一些头脑发热者由此开始无休止地杜撰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另一些头脑还算冷静的——大多是未能参加“沙漠风暴”的将军和军事评论家们，则怀着复杂而又微妙的心理认为，“沙漠风暴”不是一场典型的战争[2]，意即在如此理想的条件下进行的战争不足为训。这种话听上去多少有些狐狸吃不到葡萄的味道。的确，用传统的眼光看，“沙漠风暴”不是那种典型意义上的经典战争，但对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场军事革命正在到来时进行的战争，是不能用传统的甚至过时的标准去衡量的。在新的战争需要新的经典之作时，以美军为首的联军在海湾正当其时地创造了它，只有因循守旧者，看不出它对未来战争的经典意义。因为未来战争的经典之作只能在背离传统的模式后诞生。我们无意帮着美国人制造神话，但当“沙漠风暴”以其参战国之众、规模之大、时间之短、伤亡之小、战果之辉煌，举世惊讶地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展开和结束时，谁能说，一场预告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战争来临的经典性战争——尽管它还只是由美国技术和美式打法创造的经典——不正向神秘诡谲的战争史洞开了它的第一扇大门？
[2]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海湾战争的军事经验和教训》第一章，《一场独特的战争》认为“海湾战争的特殊性实际上极大地制约了我们汲取经验教训的能力。……事实上从海湾战争中究竟能汲取多少个重要的长期的经验教训，那是大成问题的”。（《海湾战争》（下），军事科学出版杜，1992年内部发行，P155） 海湾战争后，受到强烈震动的中国军人，从最初几乎全盘接受西方军事界的看法，到今天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重新思考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现代军事》，1998年11月，总262号）
当我们试图通过已经发生的战争去谈论什么是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的战争时，只有“沙漠风暴”能够提供现成的范例。眼下，从任何意义上说，它都既是唯一的，又是经典的，因而也是值得我们仔细解剖的一只苹果。
“露水”联盟
在萨达姆看来，与伊朗革命扣留美国人质相比，吞并科威特更像阿拉伯大家庭里的家务事，更何况事先还打了招呼。但是他忽略了两者的区别——伊朗扣留人质固然是扫了美国人的脸，可伊拉克掐住的却是整个西方的脖子。命脉当然比面子更重要，美国不能不较真，感受到伊拉克威胁的其他国家也不能不较真。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结盟，更多的考虑是要铲除萨达姆这个伊斯兰的异数，以免他坐大后殃及自己的利益，而很难说真的是要为科威特伸张正义[3]。对利益的共同担心，使美国人能飞快地编织起一张捕捉伊拉克的联盟之网。西方大国对现代国际政治技巧早已烂熟于心，反伊联盟被聚集在了联合国的旗帜下。正义的光环成功地消解了阿拉伯人的宗教情结，使萨达姆扮演现代萨拉丁、发起一场对基督徒“圣战”的打算落了空。许多的国家自愿成为这张联盟之网上的一个负责任的结点。日本和德国虽不情愿但毕竟还算爽快地张开了自己的钱袋，比出钱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不失时机的派出了自己的军事人员，从而悄悄迈出了重新成为全球性大国的象征性一步。埃及则说服了利比亚和约旦在战争中作壁上观，不再支持伊拉克，使萨达姆彻底成了孤家寡人。连戈尔巴乔夫也为了获得美国人对他在国内软弱地位的支持，最终默认了多国部队对其昔日盟友的军事打击。即使强大如美国，也同样得依赖盟国的支持，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提供行动的合法性和后勤援助，而不在于增加多少兵力。布什总统的政策之所以能得到美国公众的广泛赞同，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建立了国际联盟，从而使民众相信这次不是为别人火中取栗，为战争掏钱和准备流血的不光是美国人。至于把第7军从德国运到沙特，动用了北约4个国家的465列火车，312艘驳船和 119个船队；与此同时日本也提供了美军装备急需的微电子部件，这进一步证明美国对盟国越来越强的依赖性。在新的时代，“单干”既不是聪明的，也不是现实的选择[4]。如是，结盟便成了一种共同的需要。从安理会要求伊拉克撤军的660号决议，到授权会员国可以采取一切手段的678号决议，临时拼凑起来的联盟得到了国际社会最广泛的认同。1 10个国家参加了对伊拉克的禁运，30多个国家参与动武，其中还包括许多阿拉伯国家！显然，每个国家在这次行动之前，都充分估量过了自己的利益所在。
[3]阿拉伯世界的反萨达姆联盟，以沙特－埃及－叙利亚为轴心。据在“沙漠风暴”担任联军司令的哈立德将军说，伊拉克对我们形成了巨大威胁，“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向友军请求帮助，尤其是向美国”。（见《沙漠勇士》，军事谊文出版社，P227）美国人也非常重视联盟，详见《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附录》第9部分《联盟的组建、协调与作战》。
[4]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报告《海湾战争的军事经验和教训》第二章《美国在军事上的依赖性》指出，“这场战争毫无疑问地证明，美国军方无论在政治上和后勤供应上都得依靠友邦和盟国。没有其他国家的大力帮助，美国就无法实施任何重大的应急行动。除了小的行动外，‘单干’的选择方案是根本行不通的，而一切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决定都必须根据这一认识来做出。”（出处同上）
联合国的全面介入，并不能使这个在很短时间里形成的、脆弱的像挂满露水的蛛网般的联盟，足以经受住一场战争的撞击。联盟对政治家来说，可能只是对利益仔细权衡后的一次高层会晤，一次签约，甚至是通过一个热线电话的口头承诺。而对于进行一场联盟战争的军队，则任何细节都不容忽略。为避免美国大兵触犯伊斯兰戒律，美军除规定必须严格遵守驻在国的风俗外，还租用“丘纳德公主”号游船停在海上，给美国兵提供西方式的娱乐；为防止以色列对“飞毛腿”导弹的攻击采取报复行动，搅乱讨伊阵营，美国极力为以色列提供空中保护，小心翼翼地看护着这张联盟之网。
更具深意的是“露水”联盟的出现结束了一个时代，即从1879年缔结德奥军事联盟开始的固定式联盟的时代。冷战后，以意识形态为结盟基础的时期已然消逝，为利益而结盟的做法上升到了主位。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现实主义大旗下，任何联盟都只会更加赤裸裸地以利益为指归，有时甚至连道义之旗都懒得扯起来。毫无疑问联盟现象将继续存在下去，但更多的是松散的、短暂的利益聚合体。也就是说，不再有没有利益只有道义的联盟。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利益目标，结盟与否将由此而定。越来越现实，越来越不受任何道义羁绊，这就是现代结盟的特点。所有的力量都被利益之网联结，可能极其短暂，但却非常有效。现代国家以及跨国组织甚至地区性力量间的利益关系从此开始变得愈发飘忽不定，就像摇滚歌星崔健所唱的那样：“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当今世界千变万化的力量组合方式，也正与千变万化的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形成了决非偶然的某种暗合。由是，为海湾战争而结成的“露水”联盟，正式撩开了新结盟时代的帐幕。
恰逢其时的《改组法》
日空一切的美国人常常有反躬自省的举动，这种看似矛盾的性格，使那些期待着目睹狂妄的美国佬吃苦头的人一次次大跌眼镜的同时，也使美国人一次次获益匪浅。确实如此，美国人几乎总是能从每次军事行动的教训中，找到打开下一次行动之门的钥匙。
军兵种间的门户之见和利益之争久已有之，各国皆然。美军各军兵种为维护自身利益和争取荣誉的竞争更是尽人皆知，无出其右。在这方面，令人印象殊深的是，远在60 年前的对日作战中，为突出本军种作用，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就各搞过一套太平洋战略。对此，连老谋深算的罗斯福总统也难于平衡；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30年前轰炸越南的美国飞机，居然要同时听命于4个独立的司令部指挥，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直到15年前，指挥系统分割独立和职权不明，给驻贝鲁特的美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就是直接导致大约2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丧生。而身为“格林纳达”行动联合特遣部队副司令的诺曼 ·施瓦茨科普夫少将，即使在他日后升任“沙漠风暴”的联军统帅之后，依然对在格林纳达时参战美军按军兵种各行其是所暴露的问题记忆犹新。这个问题就是，在联合作战中究竟谁该听谁的指挥？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困扰了美军几十年的问题，不是由身经百战的将军或经纶满腹的专家所攻克，倒是被名叫戈德华特和尼科尔斯的两个参议员解决了。1986年国会通过了他俩提出的《国防部改组法》[5]，用立法的方式一举解决了联合作战中的各军种统一指挥问题。
[5]L·阿斯平与W·迪金森代表众议院所作的海湾战争研究报告中，对《戈－尼国防部改组法》给了极高的评价，“《戈－尼国防部改组法》确保美国三军齐心协力地进行同一场战争”。报告还转引了国防部长切尼的话，该法是“自《国家安全法》诞生以来对国防部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立法”。军事将领们对此也评价甚高，曾任参联会副主席的海军上将欧文斯把《戈－尼国防部改组法》称为“美国军事领域三大革命之一”， “该法规定在所有冲突中，都将使用一支联合力量进行作战，它还明确军种参谋长不再是作战指挥官。作战指挥官是5位战区总司令。”（《国防大学学报》，1998年11期，P 46－47；《现代军事》，1998年第12期，P24）
接下来的问题就剩下需要一场战争了。不早不晚，恰在这个时候，萨达姆愚蠢地发动了入侵科威特的战争，这对于急欲检验《改组法》灵验与否的美国人简直是天赐良机。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改组法》恰逢其时，倒不如说是海湾战争的到来恰逢其时。
鲍威尔和施瓦茨科普夫幸运地成了《改组法》的最早受益者，同时也就成了美国战争史上权力最大的两位将军。作为参联会主席的鲍威尔，第一次明确地获得了总统首席军事顾问的地位，这使他得以直接听命于总统和国防部长，并可据此发号施令于三军，而不必再去充当军兵种参谋长之间没完没了扯皮的协调员；作为战场司令官的施瓦茨科普夫，则更是耳根清净，大权在握。来自五角大楼里的唠叨絮语他尽可以拣自己愿意听的去听，照自己愿意做的去做，一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派头，而麇集海湾的百万大军乃至太空中的卫星、海水下的蛙人直到每一艘滚装货船，却都要服从他的号令。这使他可以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行使《国防部改组法》赋予联合总部司令的超军种权力，比如当海军陆战队的前线指挥官强烈要求在科威特海岸实施两栖登陆时，他统观全局，果断地行使了否决权，继续专心致志于他早已成竹在胸的“左勾拳”行动。
一部刚刚颁行不到5年的法令，在随之而来的战争中能得到如此彻底的贯彻，这不能不归结于美国这个法律社会中人们的契约精神。而由此衍生出的新的指挥模式，则成为有军种分野以来，最成功的军事指挥权的恰当运用。它的直观效果就是减少了指挥层次，真正实现了委托式指挥，使以往根深蒂固的树状指挥体系开始向网状结构演化，这一演化的副产品则是让更多的作战单位能够在第一时间共享战场信息。
如果把《改组法》放到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不难发现美军的此番改组，并不是偶尔为之的巧合，而是适时地顺应了新的时代对旧的军队指挥关系提出的理所当然的要求，即对原本分散的军兵种权力进行重新组合，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为某个临时目标而凝聚的凌驾于所有军兵种权力之上的超级权力，使之能够在任何一场战争的竞赛中胜任愉快。《改组法》在美国的诞生及其在美军中产生的效果是发人深思的，任何一个希望在21世纪赢得战争胜利的国家，都将无可逃遁地面临这一抉择，要么“改组”，要么失败，别无它途。
比“空地一体战”走得更远
“空地一体作战”，原本是美军为在欧洲平原上对付随时都会像潮水般涌来的华约坦克集群想出的扼敌之策，只是苦于始终没有一试锋芒的机会。海湾战争为这些满怀创造和杀戮欲望的美国军人提供了充分表演的舞台，但实际战况与人们事先对它的设想有相当大的差距。“沙漠风暴”基本上是一次持续了几十天的有“空”无“地”的战役，好不容易在最后时刻亮出的“沙漠军刀”，包括那一记漂亮的“左勾拳”，也不过才挥舞了100小时就悻悻收场。地面战斗并没有如陆军期望的那样成为压轴戏，倒更像是一部只演奏了一个乐章就匆忙煞尾的协奏曲[6]。“空中战场将成为决定性战场”，杜黑的这一预言似乎得到了迟来的证明。不过在海湾上空发生的一切远远超出了这位空军制胜论者的想象力。无论是在科威特还是伊拉克，所有的空战都不是通过单纯的骑士式决斗夺取制空权，而是融侦察、预警、轰炸、格斗、通信、电子攻击、指挥控制等所有作战行动为一体的空中战役，其中还包括了对外层空间和电子空间的占领和争夺。
[6]海湾战争时的美国空军参谋长梅里尔·麦克皮克上将说，这是一场“大量使用空中力量的战争，美国和多国空军部队获胜的一次成功之战”，“也是有史以来首次用空中力量打败地面部队的战争”（美国《空军杂志》1991年5月号）。他的前任迈克尔 ·J·杜根在战前的一次发言中说，“避免多流血的地面战斗的唯一办法是使用空军”。尽管杜根被认为是越权发言而被免职，但他的见解并没有错误。
至此，这些提出“空地一体战”概念的美国人比杜黑所能走得已经远了许多，即使这样，他们也还要等几年时间才会明白，一旦把一体作战的理论诉诸实战，其范围远比他们最初的预想要宽泛得多，以至宽泛到了陆、海、空、天、电无所不包的地步。尽管对海湾战争果实的消化还需一段时日，但它已经注定要成为日后美国陆军中的精英们突然开悟时提出“全维作战”理论的原点。
有趣的是，你尽可以认为美国人的悟性滞后了些，但这居然并不影响他们先期获得通向“全维作战”的密钥：这就是著名的“空中任务指令”[7]。这一由陆、海、空共同制定，使陆军出身的联军统帅施瓦茨科普夫得以号令整个联军空中力量的每天长达300页的“空中任务指令”，是空中战役的灵魂，它根据作战的总攻击计划，逐日为所有飞机选择最合适的打击目标。每天上千架联军的飞机从阿拉伯半岛、西班牙、英国、土耳其起飞，按照经过计算机处理的“空中任务指令”，展开跨军种、超国界精密配合的空中打击。虽然这个指挥程序在海军看来过于“空军化”了——为此他们甚至打起小算盘，悄悄留下部分飞机，以备在最终也没能到来的海军大出风头的时刻派上用场——但它毕竟成功地组织了战争史上规模最大、也最为繁复的空中战役。
[7]不论是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还是众议院L·阿斯平的报告，对“空中任务指令”均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空中任务指令导演了一场精密策划的一体化空中战局”。
不仅如此，“空中任务指令”还为从此后一切作战行动提供了一种组织指挥的范型。一纸“指令”就是一份极佳的军种间战斗力量的组合方案，而跨国组合的复杂和成功，更是它的精彩之处。仅此一点，已使它大幅度地超越了“空地一体作战”理论设计者们的视界。这就是说，美国大兵在不经意间把战争之神带入了一片她过去从未涉足过的开阔地。
谁是陆战之王？
山本五十六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富创新力的军事“异才”，用航空母舰偷袭珍珠港并大获全胜是他在海战史上留下的神来之笔。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同是这个山本居然没能理解自己这一独创战法的划时代意义。在指挥联合舰队重创美国海军之后，他仍然抱定只有战列舰才是海上决战主力的信念，把已经在握的开启胜利之门的钥匙，重又扔进了太平洋的万顷波涛之下。如果说第一个犯错误者尚能让人惋惜的话，第二个犯同样错误者就简直是愚不可及，特别是犯那种已经做到却偏偏想不到的错误的人。遗憾的是战争史上这类思想比行动滞后的例子屡见不鲜。和当年的山本五十六一样，尽管美国陆军用直升机把伊拉克的装甲机械化部队打得溃不成军——据说在整个地面战斗中，除了被美国第7军包围在巴士拉以南的共和国卫队“麦地那”装甲师作过一次困兽之斗外，几乎没有发生过像样的坦克战。可当海湾的硝烟散尽之后，分明已经用直升机开创了陆战新时代的美国人，却同样令人费解地又退回到了战前的思维水平，把本应成为战争新宠的直升机晾到一边，在其他兵器包括坦克都增加了研制费用的情况下，独独削减了对直升机的拨款。抱残守缺，依旧坚持把坦克当做未来陆战的决胜兵器[8]。
[8]据俄国和西方军事专家预测，“今天，作为单个目标的坦克在战场上的生存时间可能不会超过2－3分钟。营－连编成中的坦克在开阔地上的生存时间为30－50分钟。” 尽管专家们作了这样的估计，但大多数国家仍把坦克作为主力兵器（俄《军人》杂志19 96年第2期）。拉尔夫·彼得在《未来的装甲战》一文中说，“‘飞行坦克’是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所向往的，但考虑到使用燃料的合理性和作战中的体能与心理因素，未来需要的仍然是地面系统。鉴于攻击直升机已集中了我们曾为飞行坦克设想的种种特点，我们认为攻击直升机是对装甲车辆的补充，而不能被取而代之。”（《参数》杂志1997年秋季号）
其实，早在越战时期，直升机在美国人手中就已经初露锋芒，紧跟其后，又有苏联人在阿富汗山区、英国人在马尔维那斯群岛，让直升机大放异彩。只不过由于其对手主要是游击队和非装甲步兵，才使直升机对坦克王座的挑战整整晚了二十年。海湾战争终于给了直升机一次大展拳脚的机会。这一次，不算联军的直升机部队，仅美军就在海湾部署了1600架各种型号的直升机，如此庞大的直升机群足以编制起整整一个直升机集团军，但一向标榜创新精神的美国人，此番却毫无创意地像法国人在二战时把坦克分散配属给步兵一样，也把直升机作为装甲机械化部队和其他部队的配属力量。所幸的是注定要在此战中一战成名的直升机，并未因此掩去它的王者气象。
就在美国人通过CNN把“爱国者”、F－117、“战斧”导弹等战地明星捧上云霄之际，直升机（只有对“阿帕奇”的宠爱还差强人意）不公正地受到了冷落，除了美国国防部在战后写出的《致国会的最后报告》外，很少有人还记得为“沙漠风暴”立下首功的不是别的什么武器新宠而是直升机。在长达一个多月的连续轰炸开始前20分钟，经数小时贴地飞行后，MH－53J和AH－64直升机用“狱火”导弹先行摧毁伊拉克预警雷达，为轰炸机群开辟出安全通道，展示了直升机无与伦比的突防能力。作为最灵便的战场飞行平台，它还承担了大量的运输补给、医疗后送、搜索营救、战场侦察、电子对抗等任务，在海夫吉战斗中，迅速遏止伊军攻势，最终击退伊军的主要力量也是直升机。在这场战争中，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展现直升机深厚潜力的是“眼镜蛇行动”：第101师运用300多架直升机来了一次战争史上最远的“蛙跳”，在伊拉克纵深内100多公里处建立起“眼镜蛇”前方作战基地。随后他们依托基地切断了伊军沿幼发拉底河谷后撤的唯一退路，并截住了沿哈马尔堤道逃窜的伊拉克部队。这肯定是这场战争的陆战中最意味深长的一次战术行动。它宣告了直升机从此完全可以自立门户进行大规模的单独作战。当成群结队的伊拉克士兵从被直升机摧毁的工事中跑出来跪地乞降，又被直升机驾驶员像驱赶西部原野上的野牛一般圈成一堆时，“最后解决战斗只能靠步兵”的观点，已经被这些美国的“飞行牛仔”们从根本上动摇了。而本来这次直升机“蛀跳”行动的最初意图，只是为担任主攻的装甲部队提供支持，但直升机部队出人意料的成功，使计划远远落后于战况的进展。为此，施瓦茨科普夫不得不下令第7军提前15小时发起进攻，尽管在弗兰克斯将军的指挥下美国第7军在沙漠上的推进速度远远超过了当年以发动坦克闪电战闻名于世的古德里安，但并未像那位前辈一样赢得“闪击战”的美誉，反倒被斥为“像老太太一般一步步慢慢往前挪”。战后，弗兰克斯将军以伊军尚有战斗力为由，反驳来自设在利雅德的联军总部的批评[9]。但实际上不论批评者或是反驳者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弗兰克斯将军摩下坦克的机动性受到的指摘，正是以直升机作为参照系的。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个战例证明，哪一种坦克能够跟上直升机的作战节奏。
[9]《走进风暴——指挥研究》，是退休后的弗兰克斯将军写的一本书，在书中他谈到，第7军穿越沙漠的速度没有错，来自利雅德的批评没有道理。（见美（陆军时报》 1997年8月18日）
其实不光是机动性，坦克作为昔日的“陆战之王”在所有方面都受到了来自直升机的挑战，与需要为不断克服地表的磨擦系数而痛苦的坦克相比，直升机的作战空间在一树之高，完全不受任何地面障碍的影响，良好的机动性足以抵消其装甲不厚的缺陷。同样是运动中的武器平台，其火力也丝毫不比坦克逊色，这是坦克带着“水柜”的绰号登上战争舞台以来遇到的最大危机。更让坦克难堪的是，为组织起一次成规模的坦克集群突击，所花的精力（光是如何把一定数量的坦克远程输送到集结地域就令人伤透脑筋），所冒的风险（在坦克处于集结状态时，极易遭敌先制打击），在长于分散部署、集中突击，聚可以打正规战，散又可打游击战的直升机面前，已毫无优势可言。事实上，坦克和直升机作为一对天敌，前者远不是后者的对手，不要说AH－64直升机这样的“坦克杀手”，就是陈旧的AH—1“眼镜蛇”直升机在海湾战争中也击毁了上百辆坦克，而自己却无一伤亡。面对直升机的强大攻击力，有谁还会坚持认为“对付坦克的最好武器是坦克” [10]呢？
[10]见《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附录》，P522。
现在可以说了，直升机是坦克真正的终结者。这颗在海湾的波涛之上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以“沙漠风暴”中的赫赫战果为自己的王位加冕，毫无疑问，它将坦克逐出战场只是个时间问题。或许用不了多久，“从空中打赢陆战”将不再是耸人听闻的口号，越来越多的陆军指挥官们将在这一点上形成共识。而以直升机为主战兵器的“飞行陆军” 和“飞行陆战”这样的新概念就会成为标准的军语，出现在每一部军事词典中。
隐在胜利背后的另一只手
如果撇开作为三军总司令的布什事先肯定知道进攻时间这一点不谈，单从CNN 的电视报道而言，全世界都与美国总统一样，在同一时间看到了开战时惊心动魄的一幕。处于信息共享时代，一位总统并不比一位平民在这方面拥有更多的特权。这就是现代战争不同于以往任何战争之处，实时或是近实时的报道，使战争成了普通人可以从传媒中直接审视的新节目，由此传媒也就成了战争的直接组成部分，而不仅仅只是提供来自战场的信息。
与直播一场世界杯足球比赛不同，人们所看到的一切除了先要受到电视记者主观视角的限制（被派往前线的1300名新闻记者谁都知道美国国防部刚刚颁布的《关于海湾战争新闻报道的修正规定》，哪些能报道，哪些不能报道，每个人心里自有分寸），还要经过设在宰赫兰和利雅德的联合新闻处的保密审查。也许是美国军界和媒体都接受了越战时期双方龃龉甚深的教训，这一次新闻机构与军方相处得很融洽，有一个数字也许很能说明问题，在整个战争期间发出的1300多份新闻稿件中，只有5份被送到了华盛顿去审查，其中4份在几小时内即获通过，剩下的1份则被新闻单位自行撤销。战地指挥官在新闻记者的通力协助下，成功地牵动了全世界的视听，让人们看到了军方希望人们看到的一切，而所有他们不愿被人们知道的东西，于是谁也都没能看到。美国新闻界一致放弃了向所标榜的中立立场，满怀热情地加入了反伊阵营，与军界配合得就像一对出色的双簧演员，十分默契又十分卖力地演绎着同一个战争剧本，使传媒的力量和联军的力量形成了一股对伊进攻的合力[11]。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不久，各类新闻中很快出现了大量美军源源不断开进沙特的报道，使伊军在科沙边界望而却步，悄悄为“绊马索”行动造了声势；“沙漠风暴”开战的前一天，又是西方传媒大肆张扬的美国航母编队经过苏伊士运河的消息，起到了迷惑萨达姆的作用，使其在大难临头时还以为美军尚未完成作战部署。同样，如果不借助媒体的渲染，在海湾战争中派上用场的任何一件所谓高新技术武器，其威力都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大。在整个战争期间举行的多达98次的新闻发布会上，人们看到了精确制导炸弹如何沿通风孔钻入建筑物中爆炸的画面和“爱国者”击毁 “飞毛腿”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这一切给了全世界包括伊拉克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关于美制武器奇特威力的神话由此确立。“伊拉克必败，美国必胜”的信念也由此而生。显然，新闻帮了美国人的大忙。不妨可以这样说，是美国军方和西方传媒有意无意地联手做成了一个死扣，把萨达姆的伊拉克吊在了绞架上。在战后修改的《作战纲要》中，美国人着意提到了“媒体报道的力量能对战略方向及军事行动的范围造成戏剧性的影响”，而新近制定的FM100－6号野战条令《信息作战》中，更是把海湾战争中的新闻战当做范例。看来，从今以后的所有战争，除了军事打击这一基本手段，传媒力量将越来越变成战争的另一只手，对推动战争进程起到与军事打击等量齐观的作用。
[11]见《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附录》第19部分“新闻报道”。
与过分带有主观色彩而容易被对手和中立者拒绝的战场宣传不同，媒体由于其巧妙地披着客观报道的外衣而悄然发生着无法估量的影响。在海湾，如同以美军为首的联军在军事上剥夺了伊拉克的发言权一样，强大的西方媒体剥夺了伊拉克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辩护权甚至是被同情、被支持的权力，与伊拉克宣传中布什是十恶不赦的“大撤旦”的微弱声音相比，萨达姆作为侵略者、战争狂人的形象则被渲染得更加令人信服。正是一边倒的媒体力量和一边倒的军事力量一道，使伊拉克在战场和道义上受到双重重拳的猛击，这就注定了萨达姆的失败。
不过，媒体的作用一向都是一把双刃剑。这意味着它在指向敌人的同时，会有另一面同样锐利的锋刃朝向自己。根据战后披露的消息，地面战之所以在100小时后戛然而止，居然是由于布什总统被战地新闻发布官在电视上发表的一通对战争进程的轻率看法影响后做出的同样轻率的决定，“戏剧性地缩短了从战略决策到结束作战的时间”[12]。结果使余日无多的萨达姆逃过了必死的一劫，也就为日后掌政的克林顿留下一串最终没能炸响的“沙漠惊雷”。传媒对战争的影响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直接，以至于连一个超级大国的总统做出类似停战这样的重大决策，都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对一次电视新闻的反应。媒体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分量之重，由此可见一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冕之王已经成了打赢任何一场战争的重要力量。在“沙漠风暴”横扫海湾之后，将不会再有仅仅依靠军事力量而没有媒体力量介入就能取胜的战争。
[12]美国陆军FM100－6号野战条令《信息作战》中，详细披露了这一带有戏剧性的事件（见《信息作战》，P68－69）。电视新闻对“死亡高速公路”的报道，也对战争的过早结束产生了影响。（《联合部队季刊》1997－1998秋／冬号）
有许多个剖面的苹果
作为结束旧时代、开启新时代的第一场最具技术综合特点的战争，“沙漠风暴”是一次能给予各国军人以全方位启迪的经典之战。任何乐于对军事问题进行探究的人，不论把目光投向这场战争的哪个角落，总能从中得到教益或者是教训。基于此，我们把这场在经验和教训方面都具有多义性的战争，称之为有许多个剖面的苹果。而这只苹果的剖面远不止前面已经谈到过的那些，只要你有一把锋利的思维之刀，便随时都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剖面出现在你的眼前：
在布什总统对美国和全世界为科威特所负有的道义责任慷慨陈词时，没有一位自负的经济学家预见到美国会为这场战争的军费开支提出典型的A－A制“责任分担”计划，从而开创了分担国际战争费用的新模式——一起打仗，共同付帐。即使你不是商人，也不得不佩服这种华尔街式的精明[13]；
[13]《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附录》第16部分，专门谈到“责任分担” 的问题。与一般认为的不同，美国人在让盟国分担战争费用时，主要不是出自经济因素，而是基于政治考虑。莱斯特·瑟罗的《21世纪的角逐》谈到，610亿美元的战费“与美国每年6万亿国民生产总值相比，这笔军费开支实在微不足道。之所以要那些没有输送战斗人员参战的国家给予财政资助，完全是为了让美国公众信服此战不是美国一家的事，而是联合行动”。
心理战并不是新颖的战法，“沙漠风暴”心理战的新颖之处在于它的创造性。把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投下后，再让飞机撤下传单，警告那些在几公里外被这次爆炸震得心惊肉跳的伊军士兵：下一颗炸弹就会轮到你了！仅此一招，就足以使成建制师的伊拉克军队土崩瓦解。一位伊军师长在战俘营里承认，心理战对伊军士气的打击，仅次于联军的轰炸[14]；
[14]杰克·萨姆少校在《特种作战》杂志上撰文，介绍美军第4心理战大队在海湾战争中实施心理战的情况。（见《特种作战》杂志1992年10月号）在美军《东欧中亚军事杂志》1991年12月号中，也有专文介绍海湾战争中的心理战。
战争开始时，A－10被美国人自己都认为是一种已经落后的对地攻击机。在与“阿帕奇”直升机进行了被称为“致命的联合”之后，这种飞机以大面积淘汰伊军坦克而使自己免遭淘汰的命运，直至成为海湾上空众多耀眼的明星之一。一种并不先进的武器与其它武器搭配，竟产生如此神奇的效果，这对武器的设计和使用当会有一言难尽的启示；
对于开战前不久才匆忙接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的麦克皮克将军来说，他在“这只苹果” 上留下的齿痕，是在战争中实现了他打破战略空军和战术空军界限，建立空军混合联队的梦想，并在战后以“减7加4”的办法对美空军指挥体制进行了有空军以来最富创见的改革，即在取消了战略、战术、空运、后勤、系统、通信、保密等7个空军司令部之后，又组建了作战、机动、装备、情报等4个空军司令部[15]。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海湾战争，麦克皮克将军的同僚们会接受如此大胆的变革[16]。而我们这些海湾战争的局外人，就更无法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和借鉴。
[15]空军参谋长麦克皮克主张用多机种组成的“混合联队”，替代由单一机种组成的联队。他说，“如果我们今天在沙特阿拉伯再干点事的话，就不再是用由72架F－ 16装备起来的联队了，而是由一些攻击机、防空战斗机、防空区外飞行的干扰机、‘野鼬鼠’、加油机等等组成的联队。……这些战术也许在世界的某个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时会用得着的。”（美《空军》杂志1991年2月）
[16]美国空军部长堂纳德·B·赖斯认为，“海湾战争非常透彻地阐述了这样一条（经验）：空中力量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计划和实施作战行动时，可以做出最大的贡献。” 战术空军司令部司令迈克尔·洛将军指出，“用诸如‘战略’和‘战术’等术语来限定飞机的类型和任务，正在阻碍为发展空中力量而做出的努力，到了如此地步，我们必须进行组织结构的改革。”（见美国空军条令AFM1——1《美国空军航空航天基本理论》P 329，注释8）分管计划与作战的副参谋长吉尼·V·亚当斯承认，从海湾战争中汲取的教训是“修改而不是检查我们的作战条令”。美国空军分管后勤与工程的副参谋长亨利· 维切利奥中将，也赞成通过改革减少保障方面的薄弱环节。见《简氏防务周刊》1991年 3月9日。
等等，等等。
假如照此穷举下去，我们会看到这只苹果更多的剖面，而且并不都是随处可圈可点。老实说，它的缺陷和可疑之处几乎和它的长处一样多，但这无论如何不会使我们对它产生丝毫的轻视。尽管这场内涵丰富的战争，还不能被看做是现代战争的百科全书，起码没有为我们提供关于未来战争的全部现成答案。但它毕竟是大量高新技术武器出现后，头一回最集中使用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军事革命的实验场，凭借这一点，已足以为它赢得战争史上的经典地位，并为我们思维的根芽，提供一张全新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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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章 美国人在大象身上摸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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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作战是对伊战争获胜的决定性因素……有效使用高技术武器，既是空中和地面部队在战争中表现出色的关键原因，也是使联军伤亡保持在最低限度的关键原因。
——L·阿斯平
海湾战争是美军在近几十年战争狩猎中捕获的最大猎物。战争刚一结束，美国军界、国会议员、种种民间机构就已经从不同角度开始对这只猎物进行详尽的解剖。从他们提交的每一份报告和美军随之而来的每一步调整中，都可以看出此番大解剖极其富于成果，而这些成果对于全世界的军队和军人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断不可等闲视之。至于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美国人，由于其民族天性特别是存在于军兵种间由来已久的门户之见，在他们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理论盲点和思维误区，以至于把对一场宏伟战争的审察，变成了一次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盲人摸象，则是需要我们去清醒甄别的课题，而不应以此作为否定其价值的借口。但，美国人究竟从这个庞然大物身上模到些什么？还是让我们看看再说。
军种藩篱下伸出的手
从南北战争时就扎起的美国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篱笆，在美国空军诞生之后非但没能拆除，反倒成了横亘在三军之间的藩篱，成为让上至总统、下至五角大楼甚感头痛的历史顽症。即使是在海湾战争中行之有效的《改组法》，针对于这道无形的障碍，与其说是治本的妙方，不如说更像是治标的权宜之计。一俟战尘落定，诸军班师回国。依旧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各行其是。不过，领率美国三军的将领们倒并非冥顽不化的庸碌之辈，海湾战争出人预料的进程和结局，在令举世震惊之时也同样使这些“沙漠风暴”的决策者们深受震动；继之而来的苏联解体产生的失去对手的茫然感和重新确立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新秩序的使命感，更使这些将军们明白无误地意识到了必须改革这支军队的迫切性，尽管他们仍无意放弃军种成见。从九十年代陆续出台的各军兵种作战条令来看，美军的改革已全面起步，其出发点无一例外都建立在海湾战争带来的大量鲜活经验和教训之上。就像“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展现在美国三军眼里的是三场海湾战争。对这场既是旧时代最后一战又是新时代揭幕之战的战争，陆海空三军备执一词，力求从中找出最有利于本军种的证据，殊不知从军种篱墙后面伸出的手，是不可能摸遍一头像海湾战争这样的大象的。
沙利文将军摸到的或许是一条缺少弹性的象腿。在这位海湾战争时的陆军副参谋长、战后几个月才上任的陆军参谋长看来，“沙漠风暴”中美国陆军的表现虽不是乏善可陈，但绝对谈不上突出。特别是与在38天狂轰滥炸中风头出尽的空军相比，四天时间风卷残云般的地面战，没能给他的军种带来期许已久的荣耀。对陆军的每个关节都了如指掌的他，比谁都更清楚这支古老军种在这场划时代战争中的症结所在。尽管他接手时的美国陆军正挟“沙漠风暴”的余威如日中天，更由于苏军的式微而水落石出，成为无人与之争锋的强大军种，但他仍极富远见地向世人表达出了预言家式的忧虑。他的最大担心就是在冷战之弦猛然松弛下来后，已经显示出老化迹象的军队结构和急于分享和平红利的政治家们会使他的陆军无法迈过21世纪的门槛，在新的一千年开始时仍确保它在各国陆军中的领先地位。使它重新获得活力的唯一办法，就是狠下猛药，对其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造。为此，他提出了建设一支全新的“21世纪陆军”的设想，力主“从散兵坑到工厂”的各个环节上重新设计美国陆军[1]。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弥漫在层层机构中官僚习气的影响，他组建了直属他领导的最初只有1100人的“路易斯安娜演习特遣部队”，用海湾战争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去塑造这支通常被人们称为“数字化部队”的特殊部队，并用它的成功“四两拔干斤”，把陆军带到信息化战争的边缘，一步跨到了其它军种的前面。从而也把这支军队带上了一条虽然大胆创新，但也前景难料的道路。整个过程中，他从未明确说出口的是，进行如此充满诱惑力的改革，其间还藏有一份军种私心，那就是从几十年里头一回缩小了的军费蛋糕上，为陆军切下比其它军种更大的份额。
[1]“21世纪的陆军”是沙利文的倾心之作。从上任之初到离任以后，他对此事始终保持着不减的热忱。尽管美军内部和其他国家军队的许多人，把“21世纪的陆军” 等同于“数字化部队”，可沙利文并不这样看。他认为，与其把“21世纪的陆军”看成是一种“最终方案”，不如当做“一种心态和方向”，美国陆军应不断地进行“一体化” 的改革。“21世纪部队的一体化包括：作战理论、组织体制、训练、指挥官培养、物资装备与士兵问题，以及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美国《军事评论》1995年5－6月号）根据目前美国陆军的普遍看法，“21世纪部队是陆军现有部队进行信息时代的野战实验、理论研究和装备采购计划，将使地面作战部队作好准备执行从现在到2010年的任务。” （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参谋长助理罗伯特·基利布尔上校，《武装力量》杂志1996年 10月号）
沙利文的继任者赖默将军也深谙此道，他在前任勾画的蓝图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2]。谁都知道，数字化部队的建立花费甚巨，而这正是沙利文和赖默的精明之处：多花钱正是为了多要钱。从《21世纪陆军》到《2010年后陆军》，再到《后天的陆军》，两步三个台阶，用颇为令人信服的发展目标做钓饵，把国会山的支持和更多的军费吸引到了陆军的建设上来。至于那些对军事问题一窍不通的政客们，面对着将军们从一场胜仗中得出的未必就能导致新的胜利的结论与做法，大都害怕出乖露丑，无人敢对极可能是披着新装的皇帝说三道四。其实，不管对“数字化部队”的炒作如何沸沸扬扬，现在都还远不到对这一设想的正确性给出定论的时候。别的不说，光是按美国陆军的标准做法，一种新武器装备从军方提出要求、工业部门研制再到军方验收的采购周期长达十年，而计算机自身发展的“18个月定律”和网络技术的“60天定理”这两种无法协调的节奏，就让“数字化部队”很难在技术上定型和编制上成军，从而使它成为被不断变化的新技术之鞭抽打的陀螺，在疲于应付的旋转中，既无所适从又无所作为[3]。仅此一点，把一个军种的命运，系于某种技术的普及之上，这一颇具超前性的大胆设想，也就难以真正成为指导未来陆军发展的唯一路标。何况，谁又敢现在就断言，在未来战争中，这不是一条耗费靡巨却因其过于依赖单一技术反而变得脆弱异常的电子马其诺防线[4]？
[2]丹尼斯“J.赖默上将说，“《2010年陆军构想》也是连接《21世纪部队》和《后天的陆军》的理论的关键。《21世纪部队》是陆军正在实施的计划……《后天的陆军》是陆军正在酝酿中的远景规划……三者相互配合，确定了一整套连续而有序的变革，以确保陆军能沿着井然有序的方向发展。”（见《2010年陆军构想》报告，1997年）
[3]技术更新速度远远快于武器装备速度的现象背后，隐藏着更深的矛盾：“先行者反而容易落后”（这一点从电讯业的发展和电脑的更叠中可以得到印证）。这也许是按大工业模式建立起来的职业军队与信息技术间难以协调的矛盾之一。正因此，美国人才对各种军事高新技术甚至是民用新技术的扩散有种病态的敏感。
[4]这一点在美军内部，也有不少人提出疑问。艾伦·坎彭上校认为，“仓促采用一种人们不甚了解的、未经检验的新战法是有风险的”，“很可能会把一场有益的军事革命变成对国家安全的赌博”。（美《信号》杂志1995年7月号）
对空军来说，决人快语的杜根将军被解职，以及在整个“沙漠风暴”行动中参战的空军部队都被一位陆军上将所指挥，并没有妨碍它成为海湾战争的大赢家[5]。“全球到达，全球力量”的建军方针首次经受了战争的考验，空军作为一支可以在任何战场单独遂行战略和战役打击任务的力量，其地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煊赫[6]。这使得踌躇满志的麦克皮克将军和他的后任下决心走得更远一些。他们以为一次胜利就足以让自己在今后的三军排位中扮演主角，50年前从陆军身上抽出一根肋骨捏成的空军，此时已非吴下阿蒙，因为他们在海湾摸到了大象身上赫然长出的翅膀。即使空军参谋长弗格尔曼和陆军参谋长赖默一致认为，通过海湾战争，“两个军种对21世纪的军事作战行动都有了深入的了解”，但“当双方试图将从海湾战争中获得的教训具体化并加以利用时，陆军和空军的关系就变得紧张了”[7]。原因很简单，翅膀越长越硬的空军和老子天下第一的陆军，谁也不愿把作战指挥控制权拱手相让于对方。这种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貌似有理而超越其上便会发现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军种之争，使得每次研究联合作战行动的军种领导人会议，都变成了不解决问题的例行公事，也使得从海湾战争中获得的鲜活经验，无法在军兵种间得到充分有效的共享。这一点，只须看看战争结束后空军和陆军陆续颁布的作战纲要和条令，便会一日了然。
[5]查尔斯·霍纳空军上将指挥的联合部队空中部队司令部，尽管也要听命于施瓦茨科普夫，但毕竟在海湾战争中出尽风头。
[6]“全球到达，全球力量”作为冷战后美国空军战略构想，在1990年6月以白皮书的形式发表。半年后，海湾战争验证了这一构想的基本原则。
[7]见美《陆军》杂志1996年12月号，《陆空联合作战》一文。
需要指出的是，空军在战后所做的当然不止是与其它军种争权夺利。作为对“沙漠风暴”的主体——空中打击战役的成功经验的回应，他们把所有的作战飞行联队，都按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模式改编成了混合联队；接下来又用减七加四的办法彻底改组了整个空军的指挥机构；眼下他们正在试行组建能够在48小时内到达全球任何战区、并在危机和冲突的全过程都能保持作战能力的空军远征部队。一向都对电子战乃至信息战表现出极大热忱的空军，还在沙利文建立数字化部队之前，已率先建立了空军信息战中心。这些举措的出台显然与海湾战争的收获直接相关。可惜的是如此有益的尝试并没能超逸出军种的边界，结果鸹噪已久的“军种间联合作战行动”，到头来依旧还是一句口号。只是这一切并不妨碍美国空军的将军们仿效他们的陆军同僚，把军种内积极变革与军种外积极争夺，当成推进本军种利益的两只轮子。一支死气沉沉没有任何新鲜打算的军种，是不可能从掌管军费拨款的议员们口袋里掏出一个美分的。这方面，空军自有它的小九九[8]。在军兵种间愈演愈烈的预算争夺战中，航天武器系统就是空军手中的一张有力的王牌。尽管里根总统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一开始就带有虚张声势的味道，并且直到把总统权杖往下交了两任之后也没能真正形成作战能力，但美国人对于建立太空打击力量的热情却始终不曾冷却[9]。凭借这股热情，数任空军参谋长都为自己的军种争到了尽可能多的军费。至于美国的航天力量是否如航天司令部司令埃斯蒂斯将军所说，“航天部队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证明其具备了独立使用的潜力”，恐怕只有天知道。
[8]1997年美国空军又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全球参与——21世纪美国空军构想》。 “我们的战略构想可概括为一句话：‘美国空军将建设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航空与航天力量……它将是一支全球力量，并将使美国的身影无处不在。’”（见《全球参与—— 21世纪美国空军构想》）
[9]尽管克林顿总统宣布取消“星球大战”计划，但实际上美国军方一直未放缓太空军事化的步伐。《全球参与——21世纪美国空军构想》特别指出，“这场革命性变革的第一步是将美国空军变成一支航空与航天力量，进而将其改造成为一支航天与航空力量。” 其间顺序的变化，显然体现了重心的调整。至于航天司令部则更是强调航天部队的作用（具体见（美军航天部队与联合航天理论》）。1998年4月，美国航天司令部发市长远规划《2020年设想》，提出军事航天的4种作战概念，即控制空间、全球交战、全面力量集成、全球合作。到2020年控制空间要达到下列5个目标：确保进入空间；监视空间；保护美国及其盟国航天系统；防止敌方使用美国及盟国航天系统；阻止敌方使用航天系统。（见《现代军事》1998年10期，P10－11）
如果真的把海湾战争看成一头大象的话，可以说美国海军的前鳍几乎没擦着这头大象的皮毛，摸象之说也就无从谈起。也许恰恰是由于这一点，从“沙漠风暴”的冷板凳上滑下来的心高气傲的水兵们，还在返航的途中，就开始了美国海军史上最痛苦的战略思想转变。这痛苦整整把那些长着鳃的军人们折磨了一年半时间。然后，一份由几个中校和上校提出的名为《由海向陆》的白皮书，摆在了海军部长的案头。该文明显背离了美国海军精神教父马汉的教义，一改旧章，不再把洋上决战夺取制海权当做海军永远不变的神圣使命，头一回将支援近岸和陆上作战列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不啻于让游弋在深海的长尾鲨变成在泥沼里打滚的短吻鳄。更令人惊讶的是，如此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居然得到了海军部长、海军作战部长和陆战队司令的联合签署，成了自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之后最重要的海军文献。大胆的战略突变，给了这支在世界格局大变动的背景下寻找再生之路的军队一次重要的转机。虽然看上去海军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不如陆军的更激进，也不及空军更有抱负，但它的转变显然更具根本性，且更带整体性。在拨动军种的算盘珠子时丝毫不比陆、空军逊色的海军，当然也希望在变革自身和争取军费两方面一箭双雕。但对于一个没能在一场大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军种，要想在战后新一轮利益的切割中保住既定的份额并且还野心勃勃地企图获得更大的一块蛋糕，就必须拿出最漂亮的方案，进行最彻底的改革。于是，在提出《由海向陆》两年之后，海军又发表了新的白皮书《前沿……由海向陆》[10]，把更为积极的“前沿存在”、“前沿部署”、 “前沿作战”等新的激素注入了海军战略；又过了两年，海军作战部长布达尔上将提出了《2020年海军构想》；在他为挽回被自己败坏了的军人荣誉而自杀后，接任的约翰逊上将萧规曹随，继续推动由历届前任开始的改革。他把“和平时期参与、威慑和防止冲突、作战并赢得胜利”列为美国海军在21世纪的三大任务。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他也和他的每位前任一样，但凡提出任何一项方案，无不是以海军为轴心。这一回他的理由是，在美军所担负的频繁的海外作战任务中，陆军需要借助多方运力展开部署，空军则过分依赖别国基地，唯有海军具备在任何海域自由巡弋、以多种手段投入作战的能力，结论当然是，海军应该成为联合作战部队的核心。这位海军上将的心里非常清楚，只要他的这一论点得到三军统帅和国防部的认同，接下来顺理成章的就该是，为他的军种拿到顶算拨款的优先权。据美国1998财年国防预算透露，近十年来，在一直呈削减趋势的美军经费坐标图上，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是诸军兵种中军费削减最少的两家。海军上将们总算如愿以偿[11]。
[10]“1992年颁布的海军与海军陆战队白皮书（由海向陆》，标志着战略中心与重点的转变……强调海军部队进行前沿部署，这正是《前沿……由海向陆》较之《由海向陆》所体现出的最本质的不同。”（J·M·博达海军上将，《海军陆战队杂志》19 95年3月号）这位海军上将也直截了当地要求海军“在预算方面的优先权”。
[11]见美国国防部1998财年《国防报告》。
以上分析勾勒的，是海湾战争后美国三军的大体走向和军兵种间裂隙犹在的现状。你或许会被美国军人为总结这场战争所做的种种努力而打动，你可能会被美国军人为捍卫军兵种利益而采取的每样做法所感染，但与此同时，你也会有深深的惋惜，这么多出众的军人和出色的头脑，竟然被阻隔在军种的藩篱之内，彼此牵制，彼此抵消，以致使每个看上去都十分强大的军种，最终组成的仍然是一支被几把音调不定的号角吹乱了整体步伐的美军。
奢华症与零伤亡
大量使用昂贵武器，为实现目标和减小伤亡而不计花费，这种只有富翁才打得起的战争，是美军的拿手好戏。“沙漠风暴”再一次显露出美国人在作战中的奢华无度，已经到了成瘾成癖的地步。出动平均2500万美元一架的飞机在42天时间里进行11万架次的狂轰滥炸，用每一枚单价130万美元的战斧导弹去摧毁复兴社会党总部，拿价值几万美元的精确制导炸弹去瞄准散兵坑……即使美国的将军们一开始就知道，这顿开销610亿美元的战争豪宴，无需由自己来“买单”，如此阔绰的“金弹子打鸟”式的阵仗，仍未免让他们感到过分的奢侈。一架美制轰炸机就像一座会飞的金山，比许多被它攻击的目标都要昂贵，把成吨的美元砸在一个很可能微不足道的目标上，这么做是否值得的确教人生疑。此外，在长达161天的时间里，昼夜不停地把多达52万的人员，重达800余万吨的物资，从美国本土和欧洲各地运到前线，其中包括不知在何处压了几十年仓底早已报废的数千顶太阳帽和成集装箱的烂在利雅德码头上的美国水果。负责后勤支援的指挥官帕戈尼斯少将，把如此大规模的混乱加奢侈的保障行动，称作“或许是有史以来闻所未闻的” 海空运输。而按美国国防部的形象说法，这相当于把密西西比州首府杰斐逊市的全部生活设施搬到了沙特阿拉伯。全世界的军人中，恐怕只有美国人才会认为这是为赢得一场战争所必要的奢华[12]。
[12]见《海湾战争——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及《附录6》。
让人奇怪的正是这一点。被麦克纳马拉用商业精神彻底改造过的五角大楼，却一向只会打不计成本的豪华式战争[13]。连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这个经常为钱与四星上将们打嘴仗的机构，也对这场战争的骇人花费不置一词。在他们分别做出的关于海湾战争的调查报告中，几乎如出一辙地对高技术武器的关键性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国防部长切尼说“我们在武器技术方面领先整整一代”，议员阿斯平则回应“高技术武器表现之好超过了我们最乐观的估计”。如果你听不出这些自我称许的弦外之音，仅仅以为他们是得意于美军在高技术武器帮助下，圆满实现了打败伊拉克的战争目标，那么你会以为这不过是两个典型的技术致胜论者的口吐狂言，也就还没有悟透美国式战争的全部含义。要知道，这是一个从来不肯不惜一切生命代价，却永远不惜一切物质成本去争取胜利的民族。高技术武器的出现正好可以满足美国人的这一奢望。海湾战争中，美方50万大军仅148人阵亡，458人负伤，几乎实现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零伤亡”。自越战后，不论是军方还是美国社会，都对军事行动中的人员伤亡敏感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减少伤亡与实现作战目标成了美国军方天平上并重的两只砝码。本该作为战士走上战场的美国大兵，现在成了战争中最昂贵的抵押品，珍贵得如同怕人打碎的瓷瓶。所有与美军交过锋的对手大概都已掌握了一个诀窍：如果你无法打败这支军队。那么你就去杀死它的士兵[14]。这一点，从美国国会强调“减少伤亡是制定计划的最高目标”的报告中，可以得到明白无误的印证。“追求零伤亡”这一充满悲悯色彩的朴素口号，竟变成了造就美国式奢华战争的主要动因。如是，无节制地使用隐形飞机、精确弹药、新型坦克和直升机，再加上超视距攻击和地毯式轰炸，所有这一切，武器也好，手段也罢，便无不同时担负起近乎悖论的双重目标：要胜利，但不要伤亡。
[13]从福特汽车公司总裁改任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把私营公司的核算制和 “费效比”概念引入美国军队。使军队学会了如何少花钱去采购武器，但在如何打仗上他们有另外的标准。“国防部所需实现的目标：以最小的风险，最小的支出，并且，在一旦卷入战争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人员伤亡，来换取我们的祖国的安全”。（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27－29）
[14]小查尔斯·邓拉普上校指出，“伤亡是消弱美国实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敌人可能会奋不顾身的损失或能取得战术胜利而一味地造成我们的伤亡。”（“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分析《2010年联合构想》”，《联合部队季刊》1997－1998秋／冬季号）co c2
被这样的前提框定的战争只能是杀鸡用牛刀，其高技术、高投入、高消耗、高回报的特征，使它对军事谋略和作战艺术的要求远不如对武器技术性能的要求为高。以至在这场规模形同一场战役的成功战争中，竟无一个出色的战斗可圈可点。与其所拥有的先进技术相比，美军在战术上明显滞后，并且也不擅长捕捉新技术为新战术提供的机遇。除了对先进技术兵器的有效使用，我们看不出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展示的军事思想与其它国家有多大差距，起码不会比他们之间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更大。也许正因为如此，这场战争才没能成为军事艺术的杰作，倒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武器的豪华博览会，并由此开始了在世界范围内传布美国式的战争奢华症。大把大把的美元在砸垮伊拉克的同时，也一度砸懵了全世界的军人。作为世界头号军火商的美国人对此自然乐不可支。面对这场典型的技术先进、战法单调、花费巨大的战争，一如面对情节简单、特技复杂、模式雷同的好莱坞大片，人们在战后很长时间理不清头绪，以为现代战争就是这么一种打法，并为自己打不起如此昂贵的战争而自惭形秽。这就是为什么海湾战争之后，世界各国的军事论坛上，充斥着一派对高技术武器的向往和呼吁打高技术战争的原因。
诗人杰佛斯在谈到产生过天才爱迪生的美利坚民族时，这样写道：“我们……精于机械，且迷恋奢侈品。”美国人天生对这两者存有浓烈的偏好，并有一种在技术上追求极致和完美，甚至把机械包括武器也变成奢侈品的倾向。喜欢佩带象牙柄手枪的巴顿将军就是一个典型。这种倾向使他们执著地迷恋进而迷信技术、迷信武器，总是想在技术和武器的层面上寻找战争的制胜之道；这种倾向还使他们随时担心自己在武器领域的领先地位被动摇，便不断地以制造更多更新更复杂的武器去消弥这种担心。在这种心态的导引下，当日趋繁复的武器系统与实战所要求的简洁原则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站在武器一边。他们宁可把战争当成与对手在军事技术上的马拉松赛跑，而不愿更多地把它看做是士气和勇敢、智慧和谋略的较量。他们相信只要当代爱迪生们没有沉睡，胜利的大门就会一直向美国人敞开。如此自信使他们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与其说战争是沿着技术和武器这一固定赛道上的角逐，不如说它是一场不断改变方向、具有多重不确定因素的球赛。穿上阿迪达斯的队服和耐克鞋，并不能保证你总是成为赢家。
但美国人似乎并不打算理会这一点，在海湾战争中尝到了高技术致胜甜头的老山姆，显然已决心不惜重金也要保持住高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经费方面的捉襟见肘，虽说使他们面临难以为继的困窘，却并未能改变其对新技术和新武器近乎偏执的热衷。看来，被美国军方不断开列出来并被美国国会不断认可的奢侈的武器清单，肯定还会越拉越长 [15]，而美军士兵在未来战争中的伤亡名单，则未必会一厢情愿地定格在“零”位。
[15]据美1997财年《国防报告》，获得国会同意的先进概念技术项目有20种， “1、快速力量投送系统；2、精确打击多管火箭的发射系统；3、高空远航无人驾驶飞行器；4、中空远航无人驾驶飞行器；5、精确信号目标捕捉系统；6、巡航导弹防御；7、模拟战场；8、联合反地（水）雷；9、用动能武器拦截弹道导弹；10、制定高级联合计划使用的先进技术；11、战场了解和数据传输；12、反大规模毁伤武器扩散；13、航空基地（港口）对生物武器防御；14、先进导航系统；15、战斗识别；16、联合后勤；17、战斗车辆生存能力；18、寿命周期费用低的中型运输直升机；19、半自动图象处理；20、小型空射假目标。”
群远征军 一体化部队
“21世纪美国陆军需要何种师？”这是—个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使美国陆军备感困惑的问题[16]。海湾战争中，陆军差强人意的表现和高技术兵器对作战节奏的影响形成了鲜明对比。一向都比海空军更保守的美国陆军，终于意识到了对编制体制进行改革的必要。有趣的是，这一回扮演阻力角色的不是陆军的上层，倒是那些刚刚从师级指挥官爬上更高位置和接替他们的新任师长们。向他们开火的，则是受到陆军参谋长嘉许的一群上校和中校。由来已久的“师派”和“旅派”之争战端重开，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肩上大多扛着两颗或者三颗将星的“师派”认为，现行师的编制刚经过战火考验，可以小改但无须大动。而佩戴鹰徽和槭叶标志的“旅派”们看法截然相反。认为正是陆军师未能通过战争考试，才必须要动大手术。于是，“精锐师”、“模块师”、“旅基师”三种方案同时交到了沙利文将军的手上。这位陆军参谋长尽管倾心于体现了“未来作战新思维”的第二方案，却未能说服大多数将军们接受它。结果是在他卸任后，作为介乎于保守和改革之间的一种折衷，美陆军于1996年1月以第四机械化步兵师为基础，组建了有1.58万人的新实验师[17]。“师派”的主张明显占了上风。“旅派”们却不肯就此罢休，他们坚持认为“师的编制过于庞大和笨重，难以适应21世纪的战场需求”，从短射程来复枪时期就开始实行的师编制必须全部撤销，应代之以5－6千人的新型作战旅为基本作战编成的新型陆军。为了缓解将军们的反感情绪，他们表现出人情练达的一面，在新方案中保留了与老式陆军同样多的将官职位[18]。正值“师”、“旅”两派争论不已的当口，美国陆军战斗指挥实验室主任、陆军中校麦格雷戈另发新声，他在所著《打破方阵》一书中，主张同时废弃师、旅体制，代之以5000人左右的12种战斗群。它的新鲜之处在于跳出了编制大与小、人数多与少的窠臼，可根据战时需要，采取搭积木的办法，实行任务式编组。他的看法在陆军中引起的震动有些出人意料，以至赖默上将要求所有陆军将官都必须读读这本书[19]。也许这位现任陆军参谋长独具只眼，认定中校的点子虽未必是解决难题的灵丹，却不失为蜕去那些裹在将军服里的老兵们思维茧壳的妙药。
[16]“21世纪美国陆军需要何种师？”肖恩·内勒在1995年10月16日《陆军时报》撰文，详细评说此事。
[17]据美国《陆军时报》披露，“经过5年的分析、研究和军内讨论，陆军当局最后终于为装甲师和机步师制定出了新编制。新的重型师编制定名为‘21世纪师编制’。…… 由师直分队、1个装甲旅、2个机步旅、师炮兵部队（旅级）、1个航空旅和1个管后勤的支援司令部编成。全师15719人（含预备役人员417人）。”编制制定人员解释说，“这次制定的新编制算不上是什么革命性的编制……实际上，它只能被看成是一种比较保守的编制”。（见1998年6月22日《陆军时报》吉姆·泰斯文）
[18]见约翰·R·布林克霍夫“旅基新型陆军”一文，《参数》杂志1997年冬季号。
[19]《打破方阵》一书的详细观点，可见1997年6月9日美国《陆军时报》肖恩·D· 内勒的文章。
本来，“群”的概念对美国陆军并不新鲜，50－60年代的“五群制原子师”[20]的改革，被普遍认为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甚至被指责为导致美军在越战中表现不佳的间接原因。而在麦格雷戈看来，一个早产儿未必就不能长大成人。如果说“群”诞生在三十年前是生不逢时，那么今天对它来说则可谓恭逢其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已足以使任何一支较小规模的部队，在火力、机动力方面部不逊于以往规模比之大得多的军队，特别是C4I的出现，使优势互补的军兵种联合作战成了新的战斗力生长点，如果这种时候还抱着十八般武器齐备的师体制或旅体制不放，那才真叫不合时宜。但军事技术的发展即或是高新技术的出现，也只是一种契机，并不会自动带来先进的军事思想和体制编制。一俊遮百丑，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方面的领先地位，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军在编制体制上如同在军事思想上一样，明显比其所拥有的先进军事技术要滞后。从这个意义上看，用“群”打破由师、旅构成的方阵，这是海湾战后美陆军在体制编制上最有创意的构想，代表了美军体制编制改革的新思潮。与陆军不同，空军和海军没有根深蒂固的 “方阵”传统，他们的调整步伐相对要显得轻灵些。特别是空军，它巧借沙漠风暴的势头，把师级编制一风吹，全部取消；顺势又将所有的作战飞行联队改为合成联队，率先完成了第一轮体制编制的改革。在把“全球到达，全球力量”确定为新的空军战略目标后，它又继续煽动改革的翅膀，开始试验由约翰·江珀空军中将提出的建立“空军远征部队”的方案。根据这位将军的设想，所谓空军远征部队，是由一支1175人和34架旨在夺取空中优势、实施空中打击、压制敌空防力量及空中加油等飞机组成的、能在命令下达后48小时内到达战区、并在冲突全过程保持空中作战能力的精悍部队。在这方面，美空军的行动可谓是超音速，目前已组建了三支“空军远征部队”并完成了实兵部署。当第四、第五支这样的部队开始组建时，它的前三支“空军远征部队”已经在“南方瞭望”、 “沙漠惊雷”等军事行动中崭露峥嵘[21]。
[20]为适应核战争的需要，设法使部队在核战场上既能进行战斗，又能得以生存，1957年美国陆军进行原子师或五群制师改编。全师11000－14600人，分为机动性较强的5个战斗群，并都配有战术核武器，但该种师在非核战场上攻击能力就相对比较低。
[21]美国空军远征部队构想，详见威廉·卢尼空军准将在《空中力量》杂志1996年冬季号上的文章。
对海军而言，既然已经有了《前沿……由海向陆》的新战略，组建由海军舰队和陆战队混编的远征部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与举步维艰的陆军、狂飘突进的空军不同，海军更乐意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演习和实战来打磨“海军远征部队”的构想。从1992年5月大西洋总部的“海洋冒险”、欧洲总部的“双重突击”、太平洋总部的“无声杀手”、陆战队的“海龙”演习，到建立伊拉克南部禁飞区的“警惕南方”、威慑伊拉克的“警惕勇士”，以及在索马里的“恢复希望”、波黑的“精干卫兵”、海地的“维持民主”，每一次行动，海军都在孜孜以求地试验着自己的新编组[22]。他们给这支出一个航母战斗群、一个两栖戒备大队和海军陆战特设部队组成的“海军远征军”规定的任务是，迅速控制海洋并在沿海地区作战。最令海军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这支远征部队所需的两栖登陆装备，竟然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国会批准的预算资金[23]。美国政治家们对海军近乎某种情结式的偏爱，使海军特别是海军陆战队走出了海湾战争时遭受冷遇的阴影，并在建立新的海军体制编制后，对占据美军中第一军种的地位充满自信。
[22]正像海军作战部长凯尔索和陆战队司令芒迪所说的，在军费不断削减，海外基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美国需要一支规模较小，但能快速部署，易于合理编配和训练有素的联合作战部队”（1993年5月，《海军学会会刊》）。关于“海军远征部队” 见《海军陆战队》杂志，1995年3月号。
[23]见1995年11月号《海上力量》，L·埃德加·普赖纳《从超越地平线到超越滩头》： “出乎预料的预算资金——美国国会最近同意在1996财年拨款建造第7艘多用途两栖攻击舰，此事令海军不胜惊喜。由于预算限制，美海军本打算到2001年才为该舰提出拨款申请……海军原决定把建造第一艘LPD－17两栖船坞运输舰的拨款请求推迟至1998财年，而不是1996年。但出乎预料的是，国会投票同意今年为该舰拨款9.74亿美元。”
海湾战后开始的体制编制改革，不仅调整了美军内部结构，而且也推进了武器的研制和战法的变化，甚至对美国国家战略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小型、灵活、迅捷，既可用于军事打击，又能执行非战争军事任务的“远征军”，成了各军兵种竞相采用的新编制模式，也成了美国政府手中方便又有效的工具。我们发现，由于有了这几支得心应手的“杀手锏”，甚至促成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危险倾向：美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物时，已经变得越来越喜欢动武，出手也越来越快，并且是睚眦必报。这种军队与政府、军事与政治的互动，正在使美军从体制编制进而到战略思想都开始经历一次深刻的但也很难说不是灾难性的变化。目前，美国国防部试图着手把地面、空中和海上的远征军组成一体化的“联合特遣部队”，就是这一变化的最新步骤[24]。只是这种充分一体化后的部队，在灵便迅捷地完成美国政府赋予的全球使命时，是否会以同样的特点把美军乃至美国拖进某个令其伤透脑筋的泥沼，现在还难以逆料。
[24]1993年美国《防务全面审查报告》提出，“下列部队‘组件’足以应付一场大规模地区冲突：4－5个陆军师；4－5个陆战队远征旅；10个空军战斗机联队；100架空军重型轰炸机；4－5个海军航母作战大队；特种作战部队……此外，我们还提出了一个海外存在部队的新概念，即‘自适应特编联合部队’。它根据战区司令的要求，由特定的空军部队、地面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和海军部队编成。”
从联合战役到全维作战——距彻悟一步之遥
我们说美国军事理论滞后，仅仅是相对其先进的军事技术而言。比之其它国家的军人，美国人充满技术色彩的军事思想，在假定未来战争就是高技术战争这一尺度下，当然处于无人可及的领先地位。也许率先提出“新军事革命”的苏联奥尔加科夫学派，是唯一出现过的一次例外。
经过海湾战争的铁砧锻打，“军事革命”呼之欲出。不独在美军，甚至在全世界的军人那里，这四个字都成了东施效颦的时髦口号。因为对他人技术的向往和对某种口号的追随，并不是什么费力的事情。费力的只有美国人。要想在一场业已开始并将马上全面到来的军事革命中，确保自己的领先地位，首先要解决的，是消除美军在军事思想与军事技术之间存在的落差。其实，战尘甫定，美军还没有完成从波斯湾的撤军，就已经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思想换血”，意在对军事技术革命启动后未能同步跟进的,军事思想革命进行补课。尽管归根结蒂也未能完全摆脱对技术的口味式偏好，美国人还是在此番非同寻常的“突围”中，获得了某些不光是对美军，亦对全世界的军人同样有益的成果：先是“联合战役”概念的成型，然后是“全维作战”思想的出炉。
“联合战役”的提法，最早出自1991年11月美军参联会颁布的第1号联合出版物《美国武装力量的联合作战》条令。这一明显洋溢着海湾战争气息的新鲜概念，大大突破了流行已久的“协同作战”、“合同作战”的局限，甚至也超越了一度被美国人视为法宝的“空地一体战”理论，该条令把“联合战役”的四要素——统一指挥、军种平等、全面联合与全纵深同时作战凸显出来，首次明确了战区联合司令部司令的指挥控制权；规定任一军种都可能根据不同情况担任作战主角；把“空地一体战”扩展为陆、海、空、天一体战；强调在整个作战空间里进行全纵深同时攻击作战。在美军参联会的强力推进下，各军种相继着手制定与联合条令相匹配的军种条令，以示公开对这一代表未来战争走向的新战法的认同。尽管私下里他们仍念念不忘突出本军种的核心作用，尤其希望实行一种界限清晰的联合——即明确各自领域和权利，由条令、法律和军种荣誉感区分彼此的联合。参联会主席沙利卡什维利看来这一次不打算对各军种参谋长表示妥协，他通过颁布被称为“引导美军共同行动的‘样板’”的《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25]，决心扮演它一回现代摩西，在满天令人狐疑的暮色中，带领美军拆除军种间藩篱。迈上为真正实现一体化联合作战艰辛跋涉的旅途。
[25]1996年美军参联会推出《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作为美军未来作战理论，详见《联合部队季刊》1996年夏季号。在《联合部队季刊》1996年冬季号上，海军作战部长约翰逊和空军参谋长福格尔曼均表示支持《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陆军参谋长赖默也随即推出了《2010年陆军构想》，以响应《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
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很容易传播相接受新鲜事物的国家，事情也远不像沙利卡什维利以为得那么简单，随着他的退役，美军中对“联合构想”的批评渐渐多了起来，怀疑论重新抬头。海军陆战队认为，“不要将‘联合’奉若神明，而去压制有关未来军队编成的讨论”，“联合的一致性将导致军种独特性的丧失”，而这是与“强调竞争、多元化”的美国精神相违背的。空军则委婉地表达了“2010年联合构想必须在实践中发展，并鼓励军种间相互学习”、“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实验的时代，我们的思想要灵活，不能僵化”的意见[26]，海军、陆军在这方面的看法也相去不远，大有将沙利卡什维利的心血毁于一旦之势。可见，并不是只有发生在东方的改革才会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境况。我们作为旁观者，当然会对为了狭隘的集团利益牺牲一种可贵的思想扼腕而叹。因为“联合战役”、“联合构想”的实质根本就不在于对军种利益的肯定或剥夺，而是意图使各军种能在统一的战场空间内实现联合作战，最大限度地降低各军种自行其是的负面效应。显然这是在尚未找到真正一体化军队的办法之前，人们能够想出的上乘战法。只是这一可贵思想的局限性在于：它的起点和终点都落在了武力战的层面，而没能将 “联合”的视野，扩及到人类可能产生对抗行为的所有领域。这种思想上的缺陷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广义战争的端倪已然露头的时刻，显得如此醒目，以至于如果没有美国陆军在1993年版《作战纲要》中提出“全维作战”的概念，我们简直就会对美国军事思想界的“贫血”感到惊讶。
[26]详见美《海军学会会刊》，1998年1月号，霍夫曼中校题为《改革不会一帆风顺》的文章。
这份被第13次修改后的纲领性文件，极富远见地洞察到了美军在今后若干年间可能面临的种种挑战，首次提出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崭新概念。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概念，才使人们认识到进行全方位战争的可能性，也就便美国陆军得以为自己的作战理论找到了一个非常大气的新名字——“全维作战”。有意思的是。主持修订美国陆军1993年版《作战纲要》并表现出强烈创新精神的，正是在海湾指挥第七军时被人们指责为作战保守的弗兰克斯将军。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美国人的思维走向，这位战后初任的陆军训练和条令司令部司令差点就让美国军事思想史产生一次历史性突破。虽然在此版《作战纲要》中，弗兰克斯将军和他的条令编写组的军官们，没能理清“在整个战区实施太空作战支援下的统一的空中、地面、海上和特种作战”与“在战争和非战争行动的各种可能行动中运用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以最小的代价去果断地完成受领的任何任务” 这两句话之间的巨大差异，更没能发现在作为军事行动的战争之外，还存在着远为广阔的非军事战争行动的可能性，但它起码指出了“全维作战”应具有“全纵深、全高度、全正面、全时间、全频谱、多手段”的特点，而这正是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作战方式最具革命性的特征[27]。
[27]（1997世界军事年鉴》对“全维作战”有详尽介绍。（P291－294）
很可惜，美国人，准确地说是美国陆军，过早地中止了这次革命。在一片反对声中，曾在弗兰克斯将军麾下任团长、后担任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联合兵种司令的雷尔德，对其老上司的创意诘难最甚。此时的霍尔德中将己不是战场上那个冲劲十足的霍尔德上校，这一回他扮演的是陆军中保守传统的代言人。他的看法是，“那种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有一套自己的原则的想法，在作战部队中并不受欢迎，很多指挥官都反对把非战争行动与本义上的军事行动区分开来”。在霍尔德的身后，“陆军中已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即把非战争行动区分出来单独对待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他们认为，如果把“非战争军事行动”写入基本条令，将会冲淡军队的尚武特征，还可能导致军队行动的混乱。事情走到这一步，弗兰克斯将军的革命归于流产就不可避免了。在后一任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司令哈佐格将军授意下，霍尔德将军和98年版《作战纲要》的修订小组，以“一组单一的原则涵盖陆军所有类型的军事行动”为基调，终于对新纲要做出了重大修正。他们的做法是不再区分非战争行动与一般军事行动，只是将作战行动划分为：进攻、防御、稳定、支援四种类型，把原本已归到非战争行动里的救援、维和等任务，重又装回作战行动的老套，以使其能纳入统一的作战原则之下，而对“全维作战”的概念则干脆放弃 [28]。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正本清源、删繁就简的举动。而实际上，这是一次美国版的买椟还珠。因为修订后的新纲要，在消除尚未成熟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所带来的理论混乱的同时，也顺手遗弃了他们不经意间采摘的颇有价值的思想果实。看来在跳进一步退两步的舞蹈时，所有的民族都无师自通。
[28]据美《陆军时报》1997年8月18日肖恩·内勒的文章《新版〈作战纲要〉草案的变化》。
不过，指出美国陆军的短视，并不等于说“全维作战”理论已无可指摘。刚好相反，这一理论从其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两方面都存有显而易见的缺陷。诚然，“全维作战”已比此前任何军事理论对作战领域与方式的认识都宽泛了许多，但就其本质来看，依旧没有脱逸出“军事”的范畴，比如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非军事战争行动”这一比军事性战争行动含义更广泛、起码可以与其并驾齐驱的作战领域和方式，就被排除在了美国军人的视野之外——可恰恰正是这一大片领域才是未来军人们和政治家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因而也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维”。更何况“全维”一词在美国陆军那里，还没理清究竟是指几何学上的空间维度，还是与战争相关的各种要素，亦或是二者兼指。就是说，它还处在语焉不详、混沌不清的状态。而如果理不清全维是指什么，各维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当然便无法充分展开这一原本极富潜力的概念。事实上，没有人能在360度立体空间加时间再加其它非物理要素的全维度上展开一场战争，任何具体的战争总会有所侧重，总是在有限的维度中展开，又总是在有限的维度中结束。唯一不同的，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军事行动将不再是战争的全部，而只是全维中的一维，甚至加上弗兰克斯将军提出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也还其不上是全维。只有再加上除军事行动以外的一切“非军事战争行动”，才可能实现完整意义上的全维作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思想在海湾战争结束后的所有美军军事理论研究中，都不曾出现过[29]。尽管“非战争军事行动”、“全维作战”这些充满创见的概念，已经相当逼近从军事技术革命开始的军事思想革命，可以说，它已经来到了崎岖山路的最后一块悬岩之下，距离大彻大悟的峰巅还有一步之遥。但就在这里，美国人停了下来，一向在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两方面都领先于世界各国的美国兔子，开始在这里发出沉重的喘息。无论海湾战后沙利文或弗兰克斯们在多少篇军事论文中发出“兔子跑吧”的呼唤，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乌龟都甩在它的后面。
[29]大概只有安图利奥·埃切维里亚的文章“一场军事理论上的革命：战争各维的互动性”，指出了战争中的“各维”不应是几何学及空间理论中所指的长、宽、高等，而是指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政治、社会、技术、作战、后勤等因素。但可惜他还是围绕军事轴心来观察战争，并没有对战争的外延形成突破。
现在，或许该是伦奈·亨利中校[30]这些对别国的军事革命能力提出质疑的美国人扪心自问的时候了：为什么没有发生革命？
[30]1996年4月，在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召开的战略研讨会上，陆军中校伦奈·亨利作了题为《21世纪的中国：战略伙伴……或对手》的报告，结论是：“中国至少在下个世纪头25年里不可能进行一场军事革命。”（见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外军资料》，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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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 论新战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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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孙子
战争的指导，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是一门艺术。
——富勒
“军事革命”的说法，对于今日各国军事界，就像乔丹之于NBA球迷一样时髦。除了每一项新鲜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因素之外，恐怕更主要的是与美国人善于制造时髦有关。一向喜欢在各种问题上执世界牛耳的美国人，非常擅长对每一项有前景的事物进行美式包装，然后再向全世界倾销。尽管不少国家对美国文化的入侵忧心忡忡并加以抵制，但对他们在军事革命问题上的见解却大都依葫芦画瓢，全套照搬。其结果不难料定，自然是美国人患感冒，全世界打喷嚏。因看重隐形技术而被誉为“隐身之父”的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在回答中国访问学者有关“美国军事革命的重要成果和理论突破是什么” 的问题时，不假思索地脱口答道：“当然是隐身技术和信息技术”。佩里的回答代表了美国军界的主流看法——军事革命就是军事技术革命。在佩里们看来，只要从技术上解决了让士兵们在山前就知道“山后面有什么”的难题，便等于完成了这一轮军事革命[1]。从技术角度去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正是典型的美国式思维。其长处和短处都像美国人的性格一样一目了然。这种把技术革命等同于军事革命的观念，通过海湾战争的形象演示，对全世界的军队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几乎没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还会保持足够的冷静和清醒，当然也就更不会有人发现由美国人开始的误解正在引起整个世界对一场遍及全球的革命的误解。“高技术建军”的口号像太平洋飓风一样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登陆[2]，就连大洋西岸的中国也几乎在同一时间里溅起了回声。
[1]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伯江大校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采访了一批美国军界要员。陈伯江问佩里：“美国军事革命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成果和理论上的突破是什么？” 佩里回答：“最重要的突破当然是隐形技术。它是一种巨大的突破。但是我要说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同样重要的是信息技术的发明。信息技术解决了士兵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要求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在下一座山的后面有什么？几个世纪以来，解决这一问题进展甚慢。最近10年，技术的进展非常之快，使解决这一问题有了革命性的办法。” （《国防大学学报》1998年第11期，P44）作为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教授的佩里，显然更愿意从技术角度去观察和理解军事革命。他无疑是一个军事革命的唯技术论者。
[2]《1997年世界军事年鉴》在“军事形势综述”中指出：“1995－1996年军事形势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些主要国家开始在质量建军的框架中，突出‘高技术建军’。” 美国以实现战场数字化为目标，确立了高技术建军方针；日本拟定了新自卫队整备大纲，要求建立“精干的高技术化的军事力量”；德国提出“德尔斐报告”，谋求在8项尖端技术上实现突破；法国为提高军队“技术素质”，推出改革新方案；英国和俄罗斯亦有所动作；一些中小国家也竞相采购先进武器，力图使军队的高技术水平“一步到位”。（《1997年世界军事年鉴》，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P2）
不可否认，军事技术革命是军事革命的基石，但它无论如何不能被看做是军事革命的全部，充其量只是这一狂飙突进历程的第一步。军事革命的最高体现和最终完成只能归结于军事思想的革命，而不可能仅只停留在军事技术、编制体制变革这些形而下的层面上。军事思想革命，说到底是作战样式和方法的革命。军事技术革命也好，编制体制改革也罢，其最后的结果都将落脚于作战样式和方法的改变。只有这一改变的完成，才意味着军事革命的成熟[3]。如果把军事技术革命称作军事革命第一阶段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次革命至关重要的第二阶段。军事技术革命的接近完成在多大程度上为新阶段的开始做了充分的铺垫，也就在多大程度上给这一阶段进行思想作业的人出了难题：军事技术革命使你可以在更大范围选择手段的同时，必将使你在同样范围内受到这些手段的威胁（因为垄断一种技术在今天远比发明一种技术要困难得多）。这些威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由于手段的多样化而变得无边无际，真正让人有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任何方向，任何手段，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而你除了能清楚地感受到威胁的存在以外，却很难一下子弄清楚——威胁来自何方？
[3]除了那种把军事技术革命等同于军事革命的看法之外，许多人更愿意把军事革命看成是新技术、军队新编制和新军事思想结合的产物。如，美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的斯迪文·麦兹和詹姆斯·凯维特在他们的研究报告《战略与军事革命：从理论到政策》中谈到，“所谓军事革命，就是在军事技术、武器系统、作战方法和军队组织体制诸方面同时而相互促进的变化，使军队的作战效能发生一次飞跃（或突变）”。（美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研究报告《战略与军事革命：从理论到政策》）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关于军事革命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军事革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托夫勒把军事革命与文明的更替等量齐观，就显得有些大而无当。
长期以来，无论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都已经习惯于用一种定式进行思考，即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是敌国或潜在敌国的军事力量。而20世纪最后十年发生的战争和重大事件，则在不动声色地向我们出示相反的证明：军事威胁已经经常不再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尽管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领土争端、民族纷争、宗教冲突以及势力范围的划分，仍是人们干戈相向的几大动因，但这些传统因素已越来越多地与攫取资源、争夺市场、资本控制、贸易制裁等经济性因素交织在一起，甚至让位于这些因素，形成威胁某个或某些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的新形态。这类形态从外观上看可能毫无军事色彩，因而被某些观察家们称为“亚战争”或“类战争”[4]，但其在所攻击的领域里造成的损毁，却绝不亚于一场纯军事战争。在这方面，我们只须举出乔治·索罗斯、本·拉丹、埃斯科瓦尔、麻原彰晃、凯文·米特尼克[5]这些疯狂的名字就足够了。人们或许已经无法准确地指出，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起战争的主体不再仅仅是那些主权国家，日本奥姆真理教、意大利黑手党、极端穆斯林恐怖组织，哥伦比亚或“金新月”贩毒集团、心怀叵测的黑客和掌握大量对冲基金的金融家，随便哪个目标坚定、意志顽强、性格偏执的心态失衡者，都有可能成为一场军事的或非军事战争的制造者。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可以是飞机、大炮、毒气、炸弹、生化制剂，也可以是电脑病毒、网络浏览器、金融衍生工具。一句话，所有新技术能够提供的战争新方式、侵略新手段，都会被这些狂热分子用来进行形形色色的金融攻击、网络攻击、媒体攻击或是恐怖袭击。这些攻击大都不是军事行动，但却完全可以被视作抑或等于是强迫它国满足自己利益诉求的战争行为。这些与军事战争一样甚至破坏性更大的力量，显然已经对我们所理解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多重方向的严重威胁。
[4]见赵英《新国家安全观》。
[5]乔治·索罗斯，金融投机家；本·拉丹，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埃斯科瓦尔，恶名远扬的毒枭；麻原彰晃，日本邪教“奥姆真理教”教主；凯文·米特尼克，著名电脑黑客。
在这种情形下，只要稍微撕开一点视野，我们便会看到，基于地缘概念的国家安全观已经明显过时。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已远不止是敌对势力对本国自然空间的武力侵犯。在数月之内货币贬值百分之几十、经济濒临破产的泰国和印尼，与被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双重遏制的伊拉克相比，在国家安全指数的低落程度上，恐怕已没有多少差别。就连冷战后唯一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也意识到了最强大的国家往往是敌人最多、所受威胁也最多的国家，在连续几个财年的美国《国防报告》中，除了把“敌视美国利益的地区强国”列在十种主要威胁的首位外，还将“恐怖主义；危及盟国政府稳定的颠覆活动和无政府状态；对美国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威胁；非法毒品贸易；国际犯罪”，都指认为是对美国的威胁，因此扩大了对可能危及自身安全的多重空间的搜索范围[6]。其实不止是美国，所有崇奉现代主权观的国家都已经自觉地把安全边界扩展到了政治、经济、资源、民族、宗教、文化、网络、地缘、环境及外太空等多重疆域[7]。这种“泛疆域观”，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生存、发展和在世界上争取影响力的前提。相形之下，以国防为国家主要安全目标的观念就显得有些陈旧，至少是很不充分。与“泛疆域观”相对应的，应该是一种全方位包容国家利益的新的安全观念。它所关注的绝不止于国防安全问题，而是毫不犹豫地将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安全需要统统纳入自己的目标区。这是一种把传统的领土疆域概念提升为国家的利益疆域概念的“大安全观”。
[6]美国国防部长在1996、1997、1998财年的每一份《国防报告》中都提到美国面临的多种威胁。但这种广角视野，并不是美国人能自觉保持的观察水准。1997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表《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在其第一部分“全球安全环境”中指出，美国的安全将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是来自伊拉克、伊朗、中东、朝鲜半岛的地区威胁；第二是敏感技术的扩散，如核、生、化武器及投射技术、信息战技术、隐形技术等；第三，恐怖活动、非法毒品交易、国际有组织犯罪及移民失控；第四，大规模杀伤武器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在2015年以前，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国家不大可能出现，但在2015年以后，有可能出现一个地区强国或势均力敌的全球敌手。有人认为，尽管俄罗斯和中国前景未卜，但有可能成为这样的敌手。”这份由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参联会通力合作的报告，显然仍沉溺于半是真实半是虚幻的所谓军事威胁之中。根据这份报告形成的1997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在对威胁的分析中，专以一节提到“不可知因素”，表现了美国人对未来威胁的悄悄不安。
[7]澳大利亚的小莫汉·马利克指出，影响21世纪国家安全的7个趋势：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扩散；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多极化的国际政治；国际体系性质的变化；安全概念的变化；冲突焦点的变化。这些趋势的综合作用，形成了威胁亚太地区安全的两类冲突根源。第一类为传统的冲突根源：大国的霸权斗争；成功国家民族主义的膨胀；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经济竞争；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第二类为未来冲突的新根源：衰败国家中的民族（种族）主义；文化和宗教信仰冲突；致命的轻武器扩散；石油、渔业和水资源的争议；难民潮和人口流动；生态灾难；恐怖主义。所有这一切都对21世纪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多重威胁。这位澳大利亚人对国家安全的见解，比美国官方要略高一筹。（详见美国《比较战略》1997年第16期）
这种大安全观由于其载荷的增大，带来了目标的复杂化和实现目标的手段、方式的复杂化。因此，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目标得以实现的国家战略即通常所说的大战略，也就需要做出超越于军事战略甚至政治战略之上的调整，对涉及整个国家利益安全指数的所有方面进行通盘考量，把政治（国家意志、价值观和凝聚力）、军事因素与经济、文化、外交、技术、环境、资源、民族等参数叠加在一起，才能绘制出一幅完整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重合的“泛疆域”——大战略态势图。
任何人站在这幅态势图前，都会顿生望洋兴叹之慨：如此众多并且跨度巨大的领域，如此复杂以至自相冲突的利益，如此错综甚至彼此排斥的目标，怎么可能用一种统一的、单一的手段和方式去实现？比如说，用克劳塞维茨称之为“流血的政治”的军事手段，如何解决东南亚金融危机？抑或用同样的方式，如何对付在互联网上神出鬼没的黑客？结论不言自明，作为对大安全观层面上的国家安全的保障，仅有剑是不够的。独木难支。一个现代国家大厦的安全拱顶，已远不是军队这一根支柱可以独力支撑的。它的屹立不倒，关键在于涉及国家利益的所有领域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合力。而有了这种合力，还需要有把这种合力变成可以实际操作的方式方法。这应是一种把军事和非军事两大领域间所有维度、所有手段组合起来进行战争的“大战法”。与以往战争造就战法的程式相反，这种大战法一经诞生，势必将造就出一种既包容又超越所有影响国家安全之维的全新战争型态。而它的原理拆开来看并不复杂，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组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论二或是三还是万物，都是组合的结果。组合才有丰富，组合才有千变万化，组合才有多样性。组合使现代战争的手段增至近乎无限，从根本上改变了既往人们赋予现代战争的定义：用现代武器和作战方式进行的战争。这就是说，手段的增多在使武器的作用缩小的同时，也使现代战争的概念获得了放大。在一场从手段选择到战场范围都极大延展了的战争面前，那种仅凭军事手段就想迎取胜利旭日的愿望，恐怕大半会在“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痴迷下落空。眼下，所有怀有胜利野心的军人和政治家们，要做的就是扩张视野，审时度势，凭借大战法之杖，拨开传统战争观的迷雾——去山那边迎接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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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章 战争博弈的新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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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战争艺术大师将是那些以革新的方式重新组合各种能力以达到战术、战役和战略目标的人。
——伊尔·提尔福德
一切都在改变。技术的爆炸，武器的更新，安全观念的拓展，战略目标的调整，战场界限的模糊，非军事手段和非军事人员卷入战争的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当所有这些变化都聚焦于一点时，我们相信，战法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一革命不是为每一种变化寻求与之相匹配的战法，而是为所有的变化，找到一种共同的战法。换言之，为未来战争千变万化的棋局，找到一种以一应万的新着法[1]。
[1]战争是最典型的博弈，但它却常常不受经典博弈论的制约。因为战争从本质上是人的非理性行为，基于“理性人”的种种推测自然容易落空。核武器的可怕后果，使人类从最不理性的行为中渐渐找回了迷失已久的理性。而全球化的进程，则促使人类在寻求国家安全时，按照“理性人”的方式思维，学会摆脱“囚徒困境”，不再陷入美苏争霸式的“斗鸡博奔”中去。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经济学博弈开始渗入军事领域，并影响新时代的战争。（可参阅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拂去战云的阴翳
谁见过明天的战争？谁也没有。但它的种种景象，早已通过大大小小巫师式的预言家之口，像低俗的卡通片一样定格在我们的大脑屏幕上。从太空轨道上的卫星绞杀战，到大洋深处的核潜艇角逐；从隐形轰炸机投放的精确炸弹，到宙斯盾巡洋舰发射的巡航导弹，天上地下，全面覆盖，可谓不一而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对美军数字化部队在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进行的一次实兵演习的描述：
在扮演“蓝军”的数字化部队的指挥中心，计算机正不断地输入和处理从卫星和 “联合星”飞机那里传来的情报；预警机监视着整个空域；战斗轰炸机在卫星和预警机的引导下用精确导弹攻击目标；装甲兵团和武装直升机轮番对敌发起立体进攻；步兵们通过膝上电脑接受指令，用带头盔瞄准具的自动武器进行射击；而最精彩的场面，竟是一名士兵连击了五下鼠标，就把己方炮兵和航空兵的强大火力引向了山脊另一边的敌方坦克群。30秒以后，他的电脑屏幕上显示：敌坦克已被击中。
尽管这次在莫哈维沙漠进行的演习，号称“21世纪陆军”且全面数字化装备的“蓝军”最终以1胜1平6负的结果，败给了传统装备的“红军”。但这并不妨碍国防部长科恩在演习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我认为在这里，你们正在目睹一场军事革命[2]……
[2]1997年3月15日起，美国陆军在加利福尼亚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进行了为期 14天的数字化旅特遣队高级作战演习。据陆军参谋长赖默上将的说法，这一次实验的目的是确定在实战中21世纪部队技术能否在瞬间回答以下三个具有决定性的问题：我在哪？同伴在哪？敌人在哪？从实验的情况看，经过改编并用新的数字技术武装起来的部队，比现行的陆军作战速度更快、杀伤力更大、生存能力更强。关于这一次演习，1997年3月 17－23日的美国《防务新闻》有详尽报道。
显然，科恩所指的军事革命，与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预言家们理解的战争如出一辙。
胜利者总是喜欢在胜利的轨道上惯性滑跑。就像靠凡尔登堑壕赢得第一次大战的法军，希望下一次战争在马其诺防线上进行一样，赢得海湾战争胜利的美军，也希望在21 世纪继续再过“沙漠风暴”式的瘾。虽然每个打算像施瓦茨科普夫一样获得荣耀的美国将军都明白，下个世纪的战争决不可能是海湾战争的简单重演。为此他们硝烟未散，就开始对美军的武器装备进行更新换代，并对原有的作战理论和编制体制做出调整。从《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到《后天的陆军》，全世界的军人都看到了未来美国军队的框架和美式战争的构想。可以算得上殿宇巍峨，气象不凡了。殊不知美国人视野的盲点恰好就出现在这里。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美军武器装备发展的走向、国防政策的变化、作战理论的演进、条令条例的更新、高级将领的言论，全都在沿着一个方向疾行。即认定军事手段是解决未来冲突的最后手段，一切国家间争端终究都会归结于两支大军在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在这一前提下，美军对自己提出了几乎同时打赢两场战区战争的要求，并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3]。问题是在五角大楼中，还有什么人能像前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将军那样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正在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到重打“不会再来的冷战式战争上”，而十分可能把自己的力气用错了方向[4]？因为20世纪末的国际走势正清晰地显示出，作为现实存在，凡战争皆动刀兵的时代尚未翻成历史，作为一种观念它却已开始明显落伍。随着各种遏制军备竞赛、武器扩散国际公约的增多，联合国及区域性国际组织对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的干预力度加大，对国家安全的军事性威胁已相对降低；相反，大量高新技术的涌现，却使运用非军事手段威胁它国安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国际社会在这类损毁度不亚于一场战争的非军事威胁面前束手无策，起码缺少必要而有效的限制。这在客观上加速了非军事战争形态的生成，同时也就使旧的国家安全观念和体系，濒临崩溃的边缘。除了愈演愈烈的恐怖战，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的黑客战、金融战、电脑病毒战，再加上那些目前还难以命名的种种“新概念战争”，已足以让“御敌于国门之外”式的安全观一夜间成为过去时。
[3]1997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中再一次强调，美军的任务和军事能力的水准是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战区战争。这实际上仍是在延续“冷战”时代的军事战略和建军方针。詹姆斯·R·布莱克尔在他的名为“建设军事革命型的美军——与《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不同的军队改革方案”一文中指出，这一方针是“为10年前就结束的时代选择了 20年前设计的军事方案”。（美《战略评论》杂志1997年夏季号）
[4]参阅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研究报告《战略与军事革命：从理论到政策》，第八部分。
对军事威胁与非军事威胁的此消彼长，美国军界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美国国防部几个财年的《国防报告》时已指出过），但他们却把解决后者的课题推给了政治家和中央情报局，自己则从已有的全维作战、非战争军事行动等新观点上退了回去，越来越紧地收缩成一株挂满各种尖端武器果实的守望之树，单等着哪一只呆头呆脑的傻兔子来撞。而当萨达姆在这棵树下撞晕之后，有谁还会成为第二只这样的兔子？
因前苏联的瓦解而失去对手的美国大兵，在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心绪下，正在极力寻找不让自己“失业”的理由。因为从将军到士兵，从进攻之矛到防御之盾，从大战略到小战法，美军的一切都是为在一场大战中取胜而准备的。一旦不再有两军对垒，不要说美国军界，就连美国国会，也会产生丧失目标的空落感。结果是，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一个敌人来。所以，哪怕在科索沃这样的弹丸之地，他们也不肯放过一试霜刃的机会。在要么动武，要么就什么都不动的牛角尖里越钻越深的美国军界，似乎在把自己的触须从战争领域探向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领域之后，就不肯再把它延伸到远为广阔并正在成型的非军事战争领域了。这既可能是由于对新事物缺乏敏感，也可能是职业习惯使然，更可能是思维局限所致。不论何种原因，美国军人一直都把自己的视野锁定在战云笼罩的范围之内，却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美国在这种非军事战争威胁面前首当其冲，并且屡屡成为受害者，但让人奇怪的是如此大国，居然没有对付新威胁的统一战略和指挥机构，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居然有49个部局都负有反恐怖活动的责任，而彼此间却很少协调和配合。其它国家在这方面，也比美国好不了多少。各国对安全需要的拨款，基本投向仍然仅限于军队和情治部门，而对其它方向的投入则少得可怜。还是以美国为例，它每年用于反恐怖的资金为70亿，仅为其2500亿美元军费开支的三十五分之一。
不论各国怎样对迫在眉睫的非军事战争威胁置若罔闻，这一客观事实都在按它自己的规律和速度膨胀着、扩散着，一步步逼近人类的生存。无须指点人们也会发现，当人类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呼唤和平、遏制战争上时，许多原本是我们和平生活一部分的事物，都纷纷开始变成伤害和平的凶器。甚至那些我们一向奉为金科玉律的原则，也开始呈现出悖反的倾向，而成为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或某些组织及个人对整个社会发动攻击的手段。就橡有电脑就有电脑病毒、有货币就有金融投机一样，信仰自由与宗教极端主义及邪教，普遍人权与国家主权，自由经济与贸易保护，民族自治与全球一体化，民族企业对跨国公司、信息开放与信息边界、知识共享与技术垄断，每一个领域都可能在明天的某个时刻爆发不同人群间断杀的战争。战场就在你身边，敌人就在网络上。只不过既无硝烟味，又无血腥气而已。但它依旧是战争，因为它符合现代战争的定义：强迫敌人满足自己的利益。很显然，对这种完全超乎军事空间之外的新战争，没有一个国家的军人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但这却又是一切军人都必须正面相对的严峻现实。
新的威胁要求新的国家安全观，而新的安全规则要求军人在扩张胜利之前先扩张视野，那就是：拂去战云遮在你眼上那条狭长的阴翳。
规则的破坏与失效的疆域
作为解决生存和利益冲突的极端方式，战争一直是头从未被人类真正驯化过的猛兽。它一方面是社会生态链的清道夫，一方面又对人类的生存直接构成威胁。如何既驱使之，又不被其所伤？几千年间，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类在战火频仍的间隙，始终在于着一件事：就是努力把猛兽关进笼子。为此，人们制定出了无数的条约和规则。从著名的日内瓦公约到联合国至今还在不断做出的各种有关战争的决议，在既疯狂又血腥的战争之路上树起了一道又一道栅栏，想用国际法则把战争对人类的损害控制在最低限度，从具体的不得使用生化武器、不得滥杀平民、不得虐待俘虏、限制使用地雷等等，到广泛的反对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上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所有这些规则。已日渐为各国普遍接受。其中最可称道的是，核不扩散、核禁试、双边或多边削减核武器等一系列条约，使人类至今避免了走进核冬天。冷战结束，全世界额手相庆，以为从此走出了“恐怖的和平”。施瓦茨科普夫用“风暴”拳把萨达姆击倒在海湾拳台上之后，布什总统更是踌躇满志：“世界新秩序已经经受了第一次考验。”他像当年从慕尼黑归来的张伯伦那样，宣布人类将“相聚在一个具有和平希望的世界”。结果如何？跟张伯伦一样，他也把大话说早了[5]。
[5]实际上就是伊拉克问题，布什也没能彻底解决。萨达姆越来越成为美国人一块难以除却的心病。
无论是冷战还是海湾战争的结束，都没能给世界带来政治家们许愿、全人类预期的国际新秩序。两极世界的崩塌，使局部战争的猛兽一头接一头地从笼中咆哮而出，把卢旺达、索马里、波黑、车臣、刚果、科索沃这些国家和地区，一个接一个地浸泡在血泊中。到这时，人们才又一次发现，几千年、上百年的和平努力是何等不堪一击！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每个国家对建立国际规则都抱着实用的态度有关。各国对规则的认可与否，往往只看它是否对自己有利。小国希望通过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大国则意图以规则去控制别的国家。当规则与本国利益不一致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会不惜以犯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般说来，小国犯规尚可被大国以执法者的名义出面纠正，而大国犯规，如美国在巴拿马超国家执法，把他国首脑抓到自己国家去受审；再如印度对核禁试条约的无视，甚至吞并喜马拉雅山国锡金这种与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同样的行动，国际社会却一次次徒呼奈何，无计可施[6]。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克星和天敌，正像中国的一句俗语所云：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国际社会在那些既参加制定并利用规则，又在规则于己不利时无视甚至破坏规则的大国面前软弱无力，与某些不承认任何规则、专门以一切现存国家秩序为其破坏目标的非国家力量的崛起形成了鲜明对照。作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某些大国的天敌，他们在威胁人类生存的同时又对社会生态平衡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换句话说，这些非国家力量作为一种社会破坏力，既破坏了国际正常秩序，又牵制了某些大国对国际社会的破坏。如无名黑客[7]在印度进行核试验后对其国防部网址的警告性侵入和穆斯林富翁拉丹对美国在中东的存在不满而向其发起的一次次恐怖行动。尽管我们现在对这些行动的作用是积极抑或消极还难以界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行动都带有无视规则、不负责任的破坏性特征。
[6]美英两国新近采取的“沙漠之狐”行动，也是一次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大国严重犯规行为。
[7]黑客是英文“HACKER”的音译，本意属中性，并不带贬义。早期黑客以其对技术的痴迷和对社会的善意形成了独特的黑客伦理规范，并为几代黑客中的许多人所恪守。但在如今的网络空间里，同样世风日下，已不复再有君子之风了。
规则遭到破坏的直接结果，是国际社会认定的那些以有形或无形边界划定的疆域失去了效力。因为所有用非军事战争行动对国际社会宣战的非国家力量的主体，都是以超国家、超领域、超手段方式出现的。有形的国家疆界，无形的网际空间，国际法、国家法、行为准则、道德伦理，统统对他们不构成约束力。他们不对任何人负责，不为任何规则所限，在目标的选择上无所不汞其列，在手段的使用上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因行动诡秘而有很强的隐蔽性，因行为极端而造成广泛的伤害，因不加区分地攻击平民而显得异常残忍。这一切又通过现代传媒实时的、连续的、覆盖式的宣传，极大地强化了恐怖效果。与这些人的作战，将没有宣战，没有固定战场，没有正面搏杀，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硝烟、炮火和流血，但国际社会遭到的破坏和创痛，却丝毫不亚于一场军事性战争。
随着那些专事绑架、暗杀和劫机的老恐怖主义者渐渐淡出时代舞台，新恐怖主义势力迅速崛起，很快便填补了前辈留出的真空。短短十几年时间，从籍籍无名之辈变成世界公害的，首推电脑黑客。个人计算机的普及，特别是互联网络的形成，使黑客们的恶意行为日渐危及现行的社会秩序。我们这里所说的黑客，是指那些在网络上窃取情报、删改文件、施放病毒、转移资金、破坏程序的网络杀手。为了区别于那些非恶意黑客，或许把前者定名为“网徒”、“网霸”要更准确些。他们对现今世界的破坏力惊人，早在1988年，黑客活动初期，人们对其危害性一无所知时，罗伯特·莫里斯设计的小小 “蠕虫”，只用一个早晨的时间，就使包括美国国防部“远景规划署”、兰德公司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在内的全美军用和民用计算机系统的6000台电脑全部陷入瘫痪。此后，这类事件便开始在因特网所及的国家和地区层出不穷。自1990年美国政府开始严厉打击网络犯罪以来，黑客活动非但不见减少，反而扩及全球，大有燎原之势。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军《信息作战》条令把敌国军队或政界对手与未被批准的用户、内部人员、恐怖分子、非国家组织、外国情报机构并列为网上威胁的六种来源之后，有国家或军队背景的黑客已开始显现端倪[8]，这不但大大加强了黑客的阵容，使散兵游勇式的黑客（网徒）行动迅速升级成国家（网霸）行为，也使所有国家（包括拥有国家或军队黑客的那些国家）面临的网际威胁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预见和防范。唯一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威胁对网络大国美国的危害，肯定比其它国家更甚。对此前景，连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计算机犯罪稽查的J·塞特尔都半是自信半是忧虑地说：“给我10个精选出来的黑客，90天内我就能让这个国家缴械投降。”（另一种简洁而形象的说法是“‘关掉’美国”——扫校者识）
[8]1996年，为加强军事信息系统的防护成立了美国国防部信息系统局。同年，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总统委员会也宣告成立。该委员会负责保护电信、金融、电力、水、管道和运输系统。这一切都是为了对付来自现实的威胁，美军FM100－6号野战条令《信息作战》指明，“信息基础设施面临的威胁是现实的，它们源于全球范围，在技术上表现出多面性，而且这些威胁正在增长。这些威胁来自个人和团体，驱使他们的是军事、政治、社会、文化、种族、宗教或个人、行业利益。这些威胁还来自信息狂人。” （中译本，P7）
与“网徒”——黑客这些网络恐怖分子相比，本·拉丹的炸弹恐怖在衣钵上更接近传统恐怖主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他算在新恐怖主义之列。因为从拉丹身上，除了在宗教甚或邪教背景以及反大国控制倾向方面。还可看出那些虚张声势，热衷风头，使用轻武器且手法单一的老斗士们的影子，其它方面，他们确实不可同日而语。在美国驻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馆发生震惊世界的大爆炸之前，本·拉丹的名字在国际反恐怖组织公布的30个恐怖组织名单中还根本排不上号，尽管此前他已有多起血案在身，却因一向不事声张而只是穆斯林世界的“无名英雄”。即使在美国人已对他发射过巡航导弹和发出逮捕令之后，他仍然一再否认自己与爆炸案有关。“隐身遁形”，更重实效而不图虚名，也许就是拉丹式的新恐怖组织的第一大特点。此外，由于学会了利用经济手段和钻西方倡导的自由经济的空子，他们通过成立经营性公司甚至银行，大规模的贩毒和走私，倒卖军火，印制巨额伪钞，以及宗教成员捐款，获得了稳定的资金来源[9]。在此基础上，这些新恐怖组织的触角伸向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手段也更加多样，如广泛利用宗教或邪教组织，发展自己的宣传媒体，组建反政府民兵组织等等。经费方面的游刃有余，确保了他们能获取和掌握大量高技术手段，使得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能杀死更多的人。尽管迄今为止，他们所发起的攻击，大多针对富国和西方国家，特别是有控制别国能力的大国，但他们对现存秩序和公认规则的破坏，却是对国际社会的共同威胁。从已知的情况看，这些正在显形的新恐怖组织，只是新一轮世界性恐怖活动翻起的几股黑潮。可以肯定，还有更大量的不为我们所知的浊流，尚在水面之下涌动。
[9]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拉丹家族的建筑公司曾经是美军驻沙特营房的修建者。
新近汇入这一逆流的是国际金融投机家。虽然眼下还没有人把这些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家伙们列入恐怖分子之列，但他们先后在英国、墨西哥和东南亚的所作所为，及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却令所有的“网徒”和拉丹之辈都难以望其项背。以索罗斯为代表的金融大鳄们，凭借日交易额超过1.2万亿美元的国际游资，运用金融衍生手段，利用自由经济规则，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翻云覆雨，兴风作浪，引起一波连一波的金融动荡，使受害国的面积逐次扩大，从东南亚到俄罗斯再到日本，最后连隔岸观火的欧洲和美国也未能幸免，使现行的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秩序从根本上遭到了动摇，已然成为危及人类社会和国际安全的另一股新祸水[10]。其跨国性，隐蔽性，无规则性，巨大破坏性等恐怖主义的典型特征，使我们有理由称之为金融恐怖主义。
[10]金融恐怖主义最令人不安处在于，“热钱”能在几天时间里，就对一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波及对象从国家中央银行直至升斗小民。
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恐怖分子及其组织在人数和手段上也许微不足道，可事实是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小觑他们。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群不按任何规则行事的狂徒。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恐怖组织，肯定要比一个同样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要危险得多。本·拉丹的信条是“我死也不让别人活”，所以他才会为让十几个美国人死去而把数千无辜者同时浸泡在血泊中而无所顾忌。索罗斯的逻辑是“我入室抢劫是因为你的门没有上锁”，这样他就无须为破坏别国经济，搅乱人家的政治秩序负责。
对于隐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群山下的拉丹和藏在自由经济丛林里的索罗斯，以及潜伏在网络青纱帐中的电脑黑客来说，任何国界都不存在，任何疆域都已失效，他们要做的就是，在有规则的领域中肆意破坏，在无规则的领域里撤野横行。这些新型恐怖主义势力对现存世界秩序构成了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反过来也使我们对既定秩序的合理性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或许制伏破坏规则者与对规则的修改都是必要的。因为任何对规则的破坏都会带来需要我们认真应对的新课题。在一个旧的秩序行将消解的时代，占先机者往往是最先打破规则或是最早适应这一趋势的人。显然，在这方面新恐怖主义分子已走在了国际社会的前头。
对付无视规则的敌人，最佳的战法肯定只能是突破规则。近来，与出没于非军事战争领域的敌人交手，美国人使用了巡航导弹，香港政府动用了外汇储备和行政手段，英国政府则打破常规，允许其特工机构“合法”地刺杀被认为是恐怖分子的外国国家元首，显示出了适时修正规则、改变战法的迹象。但也暴露出了思路单调、手段单一的弱点。据说，美国人已决定动用黑客手段，寻找并查封拉丹在各国银行上的帐户，从根本上切断他的资金来源。这无疑是一次超越军事领域的战法突破。但我们还是要说，在这方面，一贯信奉无所不用其极原则的新老恐怖分子，仍是各国政府最好的老师。
大师杯中的鸡尾酒
三千年前的周武王和两千多年前的亚历山大，肯定都不知鸡尾酒为何物，但却全是战场上调制“鸡尾酒”的高手。因为他们都擅长于巧妙地把两种以上的战场因素，像调制鸡尾酒一样组合到一起，投入战斗并赢得胜利。1＋1，这是最初级也是最古老的组合方式。长矛加圆盾，可使一个士兵攻防兼备，进退有据；俩人成一伍，“长兵以卫，短兵以守”，一对士兵彼此配合，构成了最小的战术单位[11]；骑士堂·吉诃德加侍从桑丘，意味着骠骑兵与辎重兵的分工已经形成，于是，为幻想中的公主剪除邪恶的编队就可以出发远征了。如此简单的组合，竟蕴藏着战场上无穷变化的玄机。从冷兵器到热兵器，再到核武器，直至今天所谓的高技术兵器组合，这一胜利之神手中的法器始终伴随着整部战史，暗中左右着每一场战争的胜负。武王伐纣，戎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兵四万五千人，比商纣王的几十万步兵要少得多。但这支车步混编的小型军队，却因组合得当大大增强了战斗力，牧野之战因而也就成了周王朝的奠基石，并在三千一百二十年后成为我们所能找到的最早的组合战的证据。东方如此，西方亦不例外。在阿贝拉会战中，亚历山大所以能一战而败大流士，就在于他临战应变，对向来是一字平推的方阵作了令对手措手不及的改动。他的做法很简单，不过是把骑兵的位置沿方阵两翼略向斜后方挪动，形成了一个“空心大方阵”，使骑兵的灵活性和步兵的稳固性，在奇特的布阵中获得了淋漓尽致发挥各自所长的最佳组合。结果当然是在兵力对比上处于下风的亚历山大，最终痛饮了胜利的酒浆[12]。
[11]《中国历代战争史》，军事译文出版社，第一册，P78，牧野之战节。
[12]《西洋世界军事史》，富勒著，纽先钟译，第一卷。
翻遍东西方战史，在所有关于战法的描述中，我们都找不到“组合”二字。但所有时代的战争大师们，都似乎本能地深谙此道。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是火器时代初期最受推祟的军事改革家，他对作战阵形和武器配置进行的所有改革，采用的都是组合法。他最早意识到了长矛兵的落伍，而把他们与火枪兵混编布阵，使前者能为后者在射击的间隙提供掩护，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的长处；他还时常把轻骑兵、龙骑兵和火枪兵混合编组，在炮兵轰击的浓烟下，轮番向敌人的散兵线发起冲锋；这位被后人称作“第一个伟大的野战炮兵专家”的国王，对作为会战基础的炮兵的功能和作用，更是了然于胸。他把轻炮作为“团炮”与步兵混编，让重炮单独成军，看似分开配置的轻重火炮，在整个战场地幅内却又形成了完美一体的组合，真可以说是把火炮的作用在他那个时代发挥到了极致[13]。
[13]《武器和战争的演变》，T·N·杜普伊著，P169－176。
不过，这一切发生在炮术专家拿破仑出现之前。与那个把两万多门大炮推上战场的矮个子科西嘉人相比，古斯塔夫手里的二百门火炮，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从1793年至 1814年，整整二十年间，没有人比拿破仑更彻底地通晓火炮，也没有人比这位统帅更精明地了解麾下，当然就不会有谁能比他更在行地将炮兵的杀伤力与骑兵的机动性以及达乌元帅的忠勇和缪拉元帅的悍野充分组合起来，铸成让他的所有敌人都望风披靡的攻击力，把法兰西军队变成了整个欧罗巴无人能与之争锋的战争机器，凭借这部机器，从奥斯特里茨到博罗金诺，成就了拿破仑近乎百战不败的神话[14]。
[14]《拿破仑传》，塔尔列著。《拿破仑一世传》，约翰·霍兰·罗斯著。coc2
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创造了一场大战仅阵亡百余人奇迹的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算不上是大师级人物，但他的运气却几乎和所有的军事艺术大师一样好。其实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运气，而是这位率领一支现代大军的统帅，与他的前辈们一样甚至更加重视战争要素的组合。因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他手中握着的牌要比他的前辈多得多。对他来说，这场把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恢复西方石油生命线、在中东重振美国影响力的战争取胜的关键，就在于怎样巧妙地把利用联盟、操纵媒体、经济封锁等手段，与对 30多国军队组成的陆、海、空、天、电诸兵种联军的指挥捏拢在一起，合力成为砸向萨达姆的铁拳。他做到了这一点，而他的对手却令人吃惊地毫无这种自觉。几十万大军，几千辆坦克，几百架飞机，就像未经搅拌的水泥、沙子和钢筋，散布在数百公里纵深的战线上，根本经不住充分组合后坚硬如钢筋混凝土构件的美式老拳的痛击。更不要说在西方人质问题上先扣后放、一错再错，在打破政治孤立、经济封锁方面应对乏术了。
至此，无论是远在三千年前还是近在本世纪末叶的战争，几乎所有的胜利都显示出一种共同迹象：谁组合好谁赢。
今天，随着可以为战争所用的手段日渐增多和不断改进，战争的外延在迅速放大的同时，其内涵也开始走向深化。更多的从未在以往战争中出现过的因素，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的组合，进入了战争的天地。每一种新元素的加入，都可能引起战场形势、战争样式的变化，直至军事革命的爆发。回顾战史，无论是马镫、来复枪、后膛炮、无烟火药、野战电话、无线电报、潜艇、坦克、飞机、导弹、原子弹、计算机、非杀伤性武器，还是师军体制、参谋部体制、“狼群战术”[15]、闪击战、地毯式轰炸、电子对抗以及空地一体战，所有这些元素的出现，都在与更早的战场要素的组合中显现出杂交优势，不同程度地丰富了当时的战争世界。
[15]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海军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发明的潜艇对商船的攻击战术。主要做法是，一艘潜艇发现商船队后即向其它潜艇通告，待多艘潜艇到达后再如狼群般向猎物发起攻击。
而近二十年来，信息技术、电脑病毒、互联网络、金融衍生工具等原本并非军事手段的技术，更为明天的战争展示出难以预料结局的前景。但迄今为止，对大多数军人或是将领们来说，通过元素组合方式进行作战，常常是一种非自觉行动，因此他们的组合一般都停留在兵器、阵法、战场的层面上，所绘出的战争图景也大都只限于军事领域并陶醉其中。只有那些流星划空般的军事天才，才能独步一时地打破常规，突破局限，自觉地将当时可资采用的全部手段组合在一起，弹奏出改变战争音律的千古绝响。
如果说在以往战争中，组合还只是少数天才致胜的秘诀，那么现在，自觉地把组合作为一种战法的趋势已日见明朗，并正将战争引向更为宏阔深远的领域；而技术综合时代所提供的一切，更给组合留出了近乎无限的可能性空间。可以肯定，谁能给未来战争的宴席调制出一份口味独特的鸡尾酒，谁就最终能把胜利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
用加法赢得牌局
现在，所有的牌都亮完了。我们已经知道，战争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在很大程度上，战争甚至不再是战争，而是互联网上的交手、大众传媒的争锋、外汇期货交易中的攻防等等其它我们从不看做是战争的东西，现在全都可能让我们大跌眼镜。就是说，敌人可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敌人，武器可能不是原来的武器，战场也可能不是原来的战场。什么都不确定。可以确定的就是不确定。牌局已经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我们需要的是在种种不确定中确定一种新的打法。它应该不是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单一药方，而是博采众长、集合优势的杂交品种，让一棵梨树上既结桃子又结苹果。这就是组合。其实就连这张牌，我们也早已在前面亮给了大家。
我们还不曾说出的是另外两个字：加法。加法就是组合之法。
在拳击场上，一个从头至尾只会用一种拳路与敌周旋的人，显然不是一个能把直拳、刺拳、摆拳和勾拳组合起来，风暴般地击打他人的对手。其中的道理可以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加一，大于一。问题是，如此简单的连学龄前儿童都明白的道理，在许多对国家的安全、战争的胜败负有责任的人那里，却令人吃惊地模糊不清。这些人尽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们正是用组合拳的方式在击打对手。他们从未忘记在战场上把技术与技术、战术与战术、武器与武器、手段与手段相加，并且还可以轻蔑地得出结论，组合，这算不上什么新鲜货色。从亚历山大到拿破仑，甚至连施瓦茨科普夫都这么干过。他们不知道懂不懂得组合并不是问题的关节，真正要紧的是你是否懂得把什么与什么进行组合，并且怎样组合？最后的但绝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是否想过把战场与非战场、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具体点说，就是把隐形飞机、巡航导弹与网络杀手，把核威慑、金融战与恐怖袭击，或者干脆把施瓦茨科普夫＋索罗斯＋小莫里斯＋本·拉丹进行组合？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底牌。
组合也好，加法也好，都不过是一只空筐。只有当筐里加进血腥或残酷时，事情才会变得严峻起来，并开始有一股惊世骇俗的味道。
在这样一种全新的战争观面前，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对战争的观感，毫无疑问将受到摇撼。既有的那些传统战争的模式及附丽于其上的伦理和法则，也都将随之面临挑战。较量的结果，不是传统大厦的崩塌，就是新工地一片狼藉。从规律的角度，我们多半将会看到崩塌。
至此，我们等于已经找到了从“高技术”登场开始的这一轮军事革命，迟迟未能完成的原因。从人类历史和战争史上看，从未有过一次军事革命，仅仅在技术革命或编制革命后便宣告完成。只有在标志着这一进程最高成果的军事思想革命出现之后，军事革命的完整过程才会画上句号。这一次也不例外，由高技术引发的新军事革命能否画圆它的句号，取决于它究竟能在军事思想革命的路上走多远，只是这一回，它需要跳出在几千年里战神之车碾出的车辙。
要做到这一点，它就只能求助于加法。而在运用加法之前，它必须超越于一切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道德的羁绊之上，进行彻底的思想。没有彻底的思想，就不会有彻底的革命。没有彻底的军事思想，就不会有彻底的军事革命。在此之前，连孙子和克劳塞维茨都把自己锁在了军事领域的栅栏之内，只有马基雅维里逼近过这片思想的空间。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君王论》和它的作者都由于其思想的过于超前，而被那些骑士或君子们所不齿。他们当然不会懂得，超越一切限度和界线，这正是思想革命包括军事思想革命的前提。直到今天，那些只懂得在战场上打堂堂之阵，并且以为战争就是杀人，而战法就是杀人方法，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他去注意的人，也同样没能弄懂这一点。
美国人倒还没有迟钝到在这个问题上毫无反应的地步。提出“新军事革命频带宽度” 问题的美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的斯迪文·麦兹和詹姆斯·凯维特，其实已经敏感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了美国军方在军事思想上与国家安全实际面临的威胁之间的差距。思想滞后于现实（更不要说超越了），这不光是美国军人的毛病，但在美国军人中很典型。“当一支军队过于集中精力对付某个特定类型的敌人”时，就可能会被他视野之外的另一种敌人击败。斯迪文·麦兹和詹姆斯·凯维持正确地表达出了他们对此的忧虑。他们进一步指出，“尽管官方文件强调陆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整个美军——引者注）必须打破现在西方的思维定式去拓宽对未来冲突的认识，但大多数对21世纪数字化部队将如何作战的描述，听起来好像还是一场用新技术与华约打的装甲战”。因为美军就是在这种军事思维导引下进行战争准备的，他们当然希望战争就像预想的那样撞在自己的枪口上。如此刻舟求剑式的一厢情愿，只会带来一种前景，“当前美军的大多数发展计划，如21世纪陆军等都是着眼于对付常规的重型装甲的敌人，若在下个世纪初美国遇上低技术敌人、中等敌人或是均势敌人的话，就可能出现频带宽度不够的问题”[16]。而实际上美军在下个世纪还未到来之际，就已经遇到了远不止上述三种敌人带来的频带宽度不够的麻烦。无论是黑客的入侵，世贸中心大爆炸，还是本·拉丹的炸弹袭击，都大大超出了美军理解的频带宽度。如何对付这样的敌人，美军显然在心理上和手段上，特别是在军事思想以及由此派生的战法上准备不足。因为他们从未考虑过甚至以有违传统为由拒绝考虑，从军事手段之外去选择作战手段，当然也就不会使它们两者相加组合成新的手段，新的战法。其实只须稍稍打开一点眼界，放纵一下思想，就可能借用技术综合时代涌现的大量新技术和新因素的杠杆，撬动因思维的滞后而生锈的军事革命之轮。在这里，我们可以体味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古语的深义。
[16]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研究报告《战略与军事革命；从理论到政策》。
我们不妨大胆些，把手中的牌完全打乱，重新进行组合，看看会出现什么效果。
假定在两个已经充分信息化的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按照传统战法，进攻的一方，一般都会采取大纵深、宽正面、高强度、立体化的模式对敌展开战役突击。其手段不外乎是卫星侦察、电子干扰、大规模空袭加精确打击、地面迂回、两栖登陆、敌后空降……其结果不是敌国宣告战败，就是自己铩羽而归。而用组合战法，则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另外一种结局：如，在敌国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进攻一方秘密调集大量资金，对其金融市场发动偷袭，引发金融危机后，预先埋设在对方计算机系统中的电脑病毒与黑客分队，再同时对敌进行网络攻击，使其民用电力网、交通调度网、金融交易网、通讯电话网、大众传媒网全面瘫痪，导致其陷入社会恐慌、街头骚乱、政府危机。最后，大军压境，逐步升级地运用军事手段，直到迫敌签订城下之盟。这固然未达孙子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但也算得上是“巧战而屈人之兵”吧。两种战法相较，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这不过只是一种思路。但肯定是一种可行的思路。照此思路，我们只须摇动加法的万花筒，就能组合出幻化无穷的战法花样来。
军 事 超军事 非军事
原子战 外交战 金融战
常规战 网络战 贸易战
生化战 情报战 资源战
生态战 心理战 经援战
太空战 技术战 法规战
电子战 走私战 制裁战
游击战 毒品战 媒体战
恐怖战 虚拟战（威慑） 意识形态战
以上任何一种作战样式，都可以与其它一种以上的作战样式相加组合，从而形成全新的战法[17]。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超领域、超类型地将不同的作战样式进行集束组合的战法，已经被不少国家运用在了战争实践中。如美国人针对本·拉丹采取的对策就是国家恐怖战＋情报战＋金融战＋网络战＋法规战；再如北约国家针对南联盟科索沃危机使用的是武力威慑＋外交战（联盟）＋法规战的手段；此前联合国在美国的力主下，对伊拉克采取的则是常规战＋外交战＋制裁战＋法规战＋媒体战＋心理战＋情报战等多管齐下的战法。我们还注意到，香港政府在1998年8月的金融保卫战中，对付金融投机家们的手段是金融战＋法规战＋心理战＋媒体战，尽管代价沉重，尚属战果良好。此外，像台湾大量印制人民币伪钞的做法，也很容易成为一种金融战＋走私战的战争手段。
[17]在我们看来，这里的三种类型的战争，都是实实在在的战争，而不是比喻或形容。军事类战争，不论采用什么武器都是传统式的经典战争；非军事类中的各种战争，作为对抗形式，并不出奇，但作为战争行为，它们都是新鲜的；超军事类战争，界于两者之间，有些是过去就有的样式如心理战、情报战，有些则是全新样式像网络战、虚拟战（指电子虚拟，墨子挫败公输班的方法就有虚拟战的成分。见《战国策·宋卫策》《公输班为楚设机械将以攻宋》章）。
从这些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出加法－组合在战法运用中的奇妙作用。如果说，以往的战争由于技术手段和条件的限制，从事战争的人们还不能将赢得战争的全部要素随心所欲地加以组合的话，那么今天，以信息技术为前导的技术大爆炸，已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只要我们愿意，并且不让主观意图背离客观规律，我们就能根据需要，将手中的牌拼成各种牌型，直至最后赢得整个牌局。
不过，没有谁能给未来的所有战争，开出一份包胜不败的药方。
人类战争史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战法，大都随着历史消逝而湮没。究其原因，这些战法都是针对具体目标而定，目标消灭了，战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真正有生命力的战法，必须是一只“空筐”，这只空筐仅凭其思路和原理以不变应万变，我们所说的组合，就是这样一只空筐。一只军事思维的空筐。它不同于以往任何针对性很强的战法，只有在筐中装满具体目标和内容时，它才开始有了指向性和针对性。一场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不在于别的，只在于你能把什么东西装进这只筐里。
中国宋代军事家岳飞在谈到如何运用战法时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话听上去虽然很玄，但却是对正确使用组合手段唯一准确的解释。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获得一种超越于众多战法之上的战法。这就是万法归一。甚至是战法的终结。除了组合本身无所羁绊的超越性，你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战法能够超越出组合之网。
结论就这么简单，但肯定不会出自简单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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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章 寻找胜律：剑走偏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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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
——李世民
无论怎样长篇累牍地去谈组合，我们仍然要说，仅仅把光圈聚焦在组合上这还不够。还应该进一步缩小焦点，看看是否有更核心的秘密隐在其中。如果不能洞悉如何组合才是最好的秘诀，那么，即使不得要领地组合上它一百次，也无补于事。
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胜利是在四平八稳中获得的。所以，在各种版本的《军语》中，才会有主攻方向、主要突击目标、佯攻、佯动、迂回包抄这样一些区分行动主次的术语。隐在这些术语背后的，相信不仅仅是出于“兵不厌诈”的考虑，或是为了合理使用兵力。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凭着直觉，所有那些赢得过无数胜仗的赫赫名将或无名之辈，都意识到了有一种或许应被称为“胜律”的东西的存在，并千万次地接近过它。但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位统帅或是一位哲人敢说，我找到了它，甚至连对这种规律的命名都不曾完成。其实它一直就隐藏在人类此起彼伏的军事实践中。可以说，每一次经典式的胜战都验证了它。只是每一次，人们都不肯承认或不敢肯定自己与胜律迎面相遇，而常常把它归结于神秘命运的垂青。许多“马后炮”式的战史专著，也由于把它描绘得过于玄妙而使人最终不得要领。但胜律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它就在那里，它像个隐身人伴随着人类的每一场战争，它的金手指倒向谁一边，谁就会踏着战败者的悲伤穿过凯旋门。不过，即使是那些战争骄子，也从未真正目睹过它的真实面孔。
与黄金分割律暗合
“一切都是数”。古智者毕达哥拉斯[1]沿着这条思想之路，与一组神秘的数字不期而遇：0.618。结果，他发现了黄金分割律！
（√5-1）／2≈0.618
[1]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其著名格言：“一切都是数”，即一切现存的事物最后都可以归结为数的关系。尽管毕达哥拉斯学说把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但仍然深刻地影响了希腊古典哲学和中世纪欧洲思想的发展，哥白尼就承认毕达哥拉斯的天文概念是他的假说的先驱，伽里略也被认为是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而将黄金分割证明世界的和谐关系，只是毕达哥拉斯思想的一种具体运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卷P715）
从那以后，2500年间，这个公式一直被造型艺术家们奉为美学的金科玉律，艺术史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不管是信手拈来还是刻意为之，几乎所有被人们称为杰作的艺术品，都在其基本的美学特征方面近似或符合这一公式。人们曾长时间惊讶于古希腊巴特农神庙的美轮美奂，几疑为神迹。经过测算，才发现它的垂直线和水平线之间的关系，竟完全符合1:0.618的比例。当代建筑学大师柯布西埃在他的《走向新建筑》一书中，也是根据黄金分割律，创立了他最重要的“设计基本尺度”理论，而这一理论对全世界的建筑师和建筑物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2]。可惜，这一或许是造物用一个领域向人类暗示全部领域规律的公式，在漫长的时空隧道中，从未走出过艺术创造的天地。除了那些天赋过人的缪斯们，几乎没有什么人意识到这条黄金般的美律，同时也可能会成为或者干脆就是其它领域中同样需要遵从的规律。直到1953年，美国人J·基弗才发现，用黄金分割律寻找试验点，能够最快地逼近最佳状态。他的这一发现被中国数学家华罗庚归纳为“优选法”，亦叫0.618法。并一度在中国广为传播。虽然就我们所知，这种人海战术式的普及运动，收效甚微，但它却显示出黄金律在艺术之外的领域中运用的前景[3]。
[2]见《建筑的古典语言》，萨莫森著，第90页。
[3]把长为L的直线段分成两部分，使其中一部分对于全部的比等于其余一部分对于这部分的比，即X:L＝（L-X）:X，这样的分割称为“黄金分割”，其比值略等于0.618。从古希腊到19世纪都有人认为这样的比例在造型艺术中有美学价值，故称为“黄金分割”。在实际运用上，最简单的办法是按照数列2，3，5，8，13，21……得出2：3，3：5，5： 8，8：13等比值作为近似值。（《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P2057－2058）
其实，早在自觉把握黄金律的意识产生之前，人们已经凭着直觉，反复地将它运用在了各自的实践领域。这里面自然不会遗漏军事领域。从战争史上那些令人称绝的著名战役和战斗中，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出这头神秘野兽飘忽不定的爪痕。
无须把目光投向很远，你会发现，与这一定律相合的例子，在军事天地间几乎俯拾即是。从马刀锋刃的弧度，到子弹、炮弹、弹道导弹沿弹道飞行的顶点，从飞机进入俯冲轰炸状态的最佳投弹高度和距离[4]，到补给线的长短与战争转折点的关系，无处不见 0.618的形影。（本章正文中注释[4]至[12]序号原书未标出，由扫校者订正——扫校者识）
[4]俯冲轰炸是攻击机使用近距导弹、火箭、制导和非制导炸弹的一种主要攻击方法。攻击时攻击机从低空进入到战斗展开点（距目标40－50公里）。然后上升到2000 －4000米，转到战斗航向，在距目标5－10公里时，开始俯冲，在距离分别为1300－160 0米、600－1000米时以30°－50°角投弹。俯冲攻击时武器的毁伤精度最高。如图：
IMG src="《超限战》注释10.files/cxzh1.jpg" （见俄罗斯《外国军事评论》杂志1992年10期）
信手翻翻战史，你一定暗暗吃惊，0.618，如一条金带蜿蜒隐现于古今中外的战争中。春秋时期的晋楚鄢陵之战，晋厉公率军伐郑，与援郑之楚军决战于鄢陵。厉公听从楚叛臣苗贲皇的建议，以中军之一部进攻楚军之左军；以另一部进攻楚军之中军，集上军、下军、新军及公族之卒，攻击楚之右军。其主要攻击点的选择，恰在黄金分割点上[5]。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亚历山大与大流士的阿贝拉之战，马其顿人把他们的攻击点，选在了波斯军队的左翼和中央结合部，巧的是，这个部位正好也是整个战线的“黄金点”[6]。
[5]见《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一册，P257－273，附图1－26，军事译文出版社。
[6]见《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一卷，P117，富勒著。该书对阿贝拉之战除有精当论述外，另附有直观而形象的战场态势图。
数百年来，人们对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为什么能像飓风般席卷欧亚大陆颇感费解。因为仅用蛮族人的悍野、残忍、诡谲以及骑兵的机动性这些理由，都还不足以对此做出令人完全信服的解释。或许还有别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果然，黄金分割律再次显示出它的神奇：我们发现，蒙古骑兵的战斗队形与西方传统的方阵大不相同。在它的5排制阵型中，重骑兵和轻骑兵的比例为2:3，人盔马甲的重骑兵为2，快捷灵动的轻骑兵为3，又是一个黄金分割！你不能不佩服那位马背思想家的天才妙悟，被这样的统帅统领的大军，比在战场上与它对峙的欧洲军队更具冲击力，是理所当然的事。
基督教欧洲人除了把黄金律运用到宗教艺术方面天赋甚高外，对这一定律在其它方面是否有用，似乎开悟得很晚。直到黑火药时期，滑膛枪渐渐呈现取代长矛之势，率先将滑膛枪兵和长矛兵对半混编，以改造传统方阵的荷兰将军摩利士，仍未能意识到这一点。还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对这种正面强侧面弱的阵型进行调整后，才使瑞典军队成为当时欧洲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他的做法是，在摩利士原来的216名长矛兵＋198名滑膛枪兵中队之外，增加96名滑膛枪兵，这一改变顿时突出了火器的作用，使之成为了冷热兵器时代军队阵型的分水岭。不言而喻的是，198＋96名滑膛枪兵与216长矛兵之比，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黄金律的光斑。
还不止是这些。看看吧，在我们承认它为艺术规律之外的规律之前，它是怎样近乎固执地一次次“显形”，向我们发出明确提示的。1812年6月，拿破仑进攻俄国。9月，他在未能消灭俄军有生力量的博罗金诺战役后，进入了莫斯科，这时的拿破仑并未意识到，天才和运气正从他身上一点点消失，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和转折点正在同时到来。一个月后，法军便在大雪纷飞中撤离了莫斯科，三个月的胜利进军加上两个月的盛极而衰，从时间轴上看，法兰西皇帝透过熊熊烈焰俯瞰莫斯科城时，脚下正好就踩着黄金分割线。 130年后的另一个6月，纳粹德国启动了针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德军一直保持着进攻的势头，直到1943年8月，“城堡”行动结束，德军从此转入守势，再没能对苏军发起一次可以称之为战役行动的进攻。或许我们还需要把这样一个事实也称之为巧合：被所有战史学家们公认为苏联卫国战争转折点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不早不晚，就发生在战争爆发的第17个月，也就是1942年的11月，这正是德军由盛而衰的26个月时间轴上的“黄金点”。[7]
[7]《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百科全书》，（法）马塞尔·博多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苏联－对德战争》，P684－694。
让我们再来看看海湾战争。战前，据军事专家估计，如果共和国卫队的装备和人员，经空中轰炸损失达到或超过30％，就将基本丧失战斗力。为了使伊军的损耗达到这个临界点，美军一再延长轰炸时间。直到“沙漠军刀”出鞘时，伊军在战区内的4280辆坦克中的38％、2280辆装甲车中的32％、3100门火炮中的47％都已被摧毁，这时的伊军实力已经降至60％左右，透过这些残酷的数据，0.618的神秘之光在1991年1月24日的清晨开始再次闪烁。100小时后，“沙漠风暴”的地面战斗便宣告结束。
这些散落在历史尘烟中的事例，真是不可思议。孤立地看上去，它们太像是一个接一个的偶然了。但造物从来不会做没来由的事。如果有太多的偶然，都在显示同一种现象，你还能继续心平气静地把它们看做是偶然吗？不，这时候你必须承认，那就是规律。
胜利的语法——偏正律
在汉语的语法中，有一种基本的句式结构。这种结构把一个句子或词组，分为修饰词和中心词两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修饰与被修饰，即前者修饰后者，前者确定后者的倾向和特征。说得明白些，前者是容貌，后者是机体，我们确认一个人或一件物与他人或它物不同，一般都是根据他（它）的容貌和外观，而不是根据他（它）的机体或机理。从这个角度说，修饰词相对于中心词而言，更应被视为句子或词组中的重心。比如，红苹果。在被“红”修饰之前，苹果，只不过是此种果品的泛指，仅具有一般性。而 “红”，则使这只苹果具有了可以认定其为“这一个”的特殊性。显然。“红”在这个词组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再如，经济特区。如果没有“经济”二字，特区只不过是个地域区划概念。被“经济”修饰过之后，它便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属性和走向，成为邓小平用经济杠杆改革中国的支点。这一类的结构就是汉语语法的基本型态之一：偏正式结构。
这一以偏修饰正的结构在汉语中大量存在，以至于不使用它，讲汉语的人便无法开口说话。因为在一个句子中，如果仅仅有主体性词汇，而没有主导性修饰，将使这个句子因缺少程度、方位、形态等可让人具体把握的因素而失去明晰性。如“好人”、“坏事”、“高楼”、“红旗”、“慢跑”这一类词，假如把前缀的修饰词统统去掉，后面所有的中心词，便全都变成了没有具体能指的中性词。由此可见，在偏正式结构中，与 “正”相比，“偏”处于一种给句子和词组定性的地位。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偏正式结构以中心词为主体，以修饰词为主导，“正”是“偏”的躯体，而“偏”则是“正”的灵魂。当躯体作为一种前提确立之后，灵魂的作用显然更具决定性意义。这种主体从属于主导的关系，是偏正式结构得以存在的基础，同时，作为与客观世界对应的符号系统的结构方式之一，它似乎在向我们暗示某种超出语言范畴的规律性的东西。
顺着这条路径走下去，我们很快就会看出，不仅仅在“好人”、“坏事”、“高楼”、 “红旗”这类词组，也不仅仅在航空母舰、巡航导弹、隐形飞机、装甲运兵车、自行火炮、精确炸弹以及快速反应部队、空地一体战、联合作战这类军语中，偏正关系大量存在。在语言范畴之外的世界里，同样层层叠叠地布满了这种关系。这正是我们借用—— 仅仅是借用——而不是照搬这一人类语言系统中仅见的修辞方法于自己理论中的意义所在，我们无意把战争与修辞学生拉硬拽在一起，而只是想借用“偏－正”这一语词来阐示自己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因为我们认定在许多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中都大量存在着偏与正的关系，并且在这种关系中常常是“偏”而不是“正”在其中起主导性作用，这种作用我们姑且称之为“以偏修正”（注意，这不是作为修辞方法的偏正式结构的本意，而只是我们的引伸）。如一个国家，人民是主体，而政府是国家的主导；一支军队，士兵和中下层军官是主体，而统帅部是军队的主导；一次核爆炸，铀或钚是主体，而对它们的轰击手段是引发链式反应的主导；一次东南亚式的金融危机，受害国是主体，而金融投机家是造成危机的主导。没有政府的主导，人民就是一盘散沙；没有统帅部的主导，士兵就是乌合之众；没有轰击手段，铀和钚就是一堆矿物质；没有金融投机家的兴风作浪，受害国的调节机制理应能使它们避开一场金融浩劫。在此类关系中，抛开双向互动的因素不谈，谁是偏谁是正，谁修饰谁，可以说不言而喻。
以上论述表明，这种偏正式结构是一种非对称性结构，因而偏与正之间是一种非均衡的关系。在这点上，与黄金分割律的情况非常相似：0.618与1之间就既是一种非对称结构，又是一种非均衡关系。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也看做是另一种表述的偏正式。因为在偏正结构中，重要的是偏，而不是正。黄金分割律亦如此，重要的是0.618，而不是1。这是两者间共同的特征。规律告诉我们，在两个特征相似的事物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相似的规律。如果在黄金分割与偏正结构之间确实存在共同规律的话，那就应该是：
0.618＝偏。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大概非田忌赛马的典故莫属了。在总体实力处于下风的情况下，大军事家孙膑挥洒出了他足以代表古中国博弈智慧的经典之作。他以田忌的下马对齐王的上马作开局，在输掉必丢的一局后，再用己方的中马和上马，连克对方的下马和中马，确保了获胜所需的两局优势[8]。这种以丢一保二策略（主导）去赢取整个赛局（主体）的方式，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典型的偏正式结构。而其三局两胜的结果，则又完全符合2： 3的黄金比率。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完美的二律汇流、二律合一：
[8]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黄金律＝偏正律。
找到规律是研究问题的结果，也是研究问题的开始。只要我们相信有一个名曰偏正律的东西普遍贯穿于事物的运行之中，我们就应该相信，这一规律同黄金律一样不会独独在军事领域留下空白。
事实也的确如此。
齐鲁长勺之战。两军对阵，齐军来势汹汹，鲁军按兵不动。齐军擂了三通鼓、冲了三回阵，仍未撼动鲁军阵脚，气势明显低落。鲁军趁机反攻，大获全胜。战后，谋士曹刿向鲁庄公点破了此役齐败鲁胜的道理：敌军“一鼓作气，二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9]。从整个战役的进程来看，此战可分五个阶段：齐军一鼓——齐军再鼓—— 齐军三鼓——鲁军反攻——鲁军追击。从第一到第三阶段，曹刿采取了避敌锋芒的策略，使齐军在没能取得任何战果的情况下，便迅速越过了自己攻击力的黄金点，而鲁军则准确地选择此点为反攻时机，在2700年前的战场上充分印证了黄金分割律（3:5G0.618）。可以肯定，当时的曹刿，绝不可能知晓晚于他200年的毕达哥拉斯和他的黄金分割理论。况且，就是他知道这一理论，也不可能在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事中，准确地测知哪里是它的0.618。但他却凭直觉猜测到了这一闪烁黄金光芒的分割点，而这正是所有天才军事家们共有的禀赋。
[9]见《左传·曹刿论战》。此后，曹刿在柯地参加齐鲁会盟时，执匕首劫齐桓公，迫使齐国退回侵鲁之地。有谋有勇如此，为罕见之良将。（见《史记·刺客列传》）
汉尼拔在坎尼之战中，与曹刿的思路如出一辙。他也像曹刿一样洞悉敌人攻击力递减的奥秘。因而他一反常态，把最弱的高卢军和西班牙步兵，投放在本应布署精锐的阵线中部，让他们去正面经受罗马军队的攻击，待其支撑不住后，战线上便逐渐出现了一个新月形凹陷。这弯不知是汉尼拔刻意营造还是意外形成的新月，变成了消解罗马军队攻击力的巨大缓冲器。当这一强劲力量因战线的拉长逐次衰减，在接近迦太基人阵线的底部而呈强弩之末时，总体上处于劣势但在骑兵上却占优势的迦太基人，不失时机地让其铁骑两翼齐飞，迅速完成了对罗马军队的合围，把坎尼变成了宰杀7万生灵的屠场。 [10]
[10]坎尼之战是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例，几乎所有战史著作中都会提及。（美）贝文·亚历山大所著《统帅决胜之道》，关于坎尼之战的描述图文并茂，对理解我们所说的“偏正律”有帮助。《统帅决胜之道》，新华出版杜，1996年版，P11－13。
这两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战役，都把避敌锋芒、挫敌锐气作为主导性策略，采取了明显偏离正面决战的作战模式，恰到好处地把敌方攻击力的衰竭点，作为己方反击的最佳时机，在战法上明显地符合黄金律和偏正律。
如果不把这两个战例，看做是一种巧合或孤立现象，那么我们就会在战史中更多地看到黄金律－偏正律在闪闪发光。这一点在现代战争中也许更加明显。二战时，德军进攻法兰西的战役，从头至尾都浸透了我们所说的这二律的精髓。无论是将坦克从步兵的配属变成主战兵器，还是抛开一战时的套路把闪击战作为主战理论，以及不但出乎敌人、甚至出乎德军统帅部里那些观念陈旧的老将军的意料，把阿登山口选为德军进攻的主导方向，所有这些在当时的人眼里，肯定都不合正统，明显地带有“偏”向性。正是这一偏向，导致了整个德军军事思想的根本性转变，也使史里芬伯爵“袖拂英吉利海峡”的梦想，成了英国人在敦克尔刻的噩梦。而此前谁会想到，这一奇迹的蓝图，竟绘自两个级别较低的军官——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之手？[11]
[11]曼施坦因在1937－1938年间，是德国陆军参谋部的首席参谋次长，由于德国陆军内部矛盾，曼施坦因被逐出陆军总部，改任第十八师师长。1939年，德国陆军总部须发西线作战计划“黄色作战计划”，其意图是以强大的右翼兵力，从正面击破预计在比利时境内所将遭遇的英法联军，而以较弱的兵力掩护其侧面。显然，这个计划是19 14年史里芬计划的翻版。时任A集团军参谋长的曼施坦因用A集团军的名义，拟订了自己的作战计划，以备忘录或是作战草案的方式一再向陆军总部提出。但一直被总部高级将领拒绝。对曼施坦因备感恼火的陆军总部将其调任第三十八军军长，曼施坦因却利用面见希特勒的机会报告了自己的设想，并说服了对军事完全外行但悟性甚高的希特勒。这个在战后被利德尔·哈特称为“曼施坦因计划”的要点是：以左翼为攻击重点，集中使用装甲部队，从阿登山脉突袭。（《失去的胜利》，曼施坦因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80年）
古德里安指挥的装甲第十九军，是“曼施坦因计划”的最出色实践者。（《闪击英雄》，古德里安著，战士出版社，1981年）
在同一场大战中，可与进攻法兰西战役这种明显具有偏正式倾向的作战行动相映照的，还可举出日本袭击珍珠港的例子。山本五十六对航母的使用一如古德里安对坦克。虽然在山本的意识里，仍把战列舰视为未来海上决战的主体力量，但却又敏感并且正确地将航空母舰及其舰载机选作了对美海军作战的主导兵器。更为令人击节之处，是他在对美国人下手时，避开了对美国本土漫长的太平洋沿岸的正面攻击，同时又充分考虑到了他的联合舰队的攻击半径，也就是他的拳头所能打到的最佳位置，从而挑选了既对扼制整个太平洋举足轻重，又让美国人事先得到情报都不肯相信的夏威夷作为攻击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海上决战的信奉者在关乎未来战局的第一场大战中，选择的不是他心向神往的海战，而是对珍珠港的偷袭。结果，他剑走偏锋，出奇制胜。[12]
[12]山本五十六在就任联合舰队司令后，否定了日本海军幕僚监部先攻击菲律宾的意见，认定必须首先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使其瘫痪。1941年12月7日，南云将军指挥的6艘航空母舰，423架飞机，按山本五十六的计划袭击珍珠港，击沉美海军“亚利桑那”号等4艘战列舰，炸毁188架飞机，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元气大伤。（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P276－335）
分析到这一步，我们应该已经懂得，不管是黄金律还是偏正律，都不应从字面上去狭义的理解，而只能在本质上把握其精髓。瞬息万变的战场从来不会给任何一位军事统帅或指挥官，留出足够的时间或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一分分去丈量何处是黄金分割点，一寸寸去考虑如何把握偏正度的问题。甚至就连0.618和“偏”，这两个二律中最核心的要素本身，也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常数。而是胜利之神在千变万化的战争、战场、战局中不断出没隐现的万千化身。
它有时表现在手段的选择上，如海湾战争中，施瓦茨科普夫把空中轰炸作为主导手段，而让一向是作战主体的陆军和海军全都成了配角；
有时表现在策略的选择上，如邓尼茨把舰对舰的海战，改为潜艇对商船的袭击，结果这种“狼群战术”远比海上决战对英国的威胁更大；
有时表现在兵器的选择上，如拿破仑的火炮、古德里安的坦克、山本五十六的航母、 “黄金海岸”行动中的精确弹药，都是能倾斜战争天平的主导兵器；
有时表现在攻击点的选择上，如特拉法尔加海战[13]中的纳尔逊，极其聪明地把法国舰队的后卫而不是前锋定为主要打击点，使一场海战的胜利导致了一个海上帝国的诞生；
[13]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前，纳尔逊向他属下的舰长传授“秘诀”，即改变海战传统的线式战术。而把己方军舰分为两支，一支以90度角进攻敌舰队的中部，隔开其后卫和中军，然后集中兵力攻击敌后卫舰只；另一支切断中军和前卫，集中攻击中军，等敌前卫舰只返回支援已为时太晚。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进程与纳尔逊所预计的几乎一模一样，尽管在战斗中他受伤致死，但英国海军大获全胜。（《世界近代海战史》，丁朝弼编著，海洋出版社，1994年，P143－155）
有时表现在战机的选择上，如第四次中东战争，萨达特把埃军越过苏伊士运河的D日，选在正处于穆斯林斋月中的十月六日，而把发起进攻的时间，定在阳光由西向东直刺以色列人瞳孔的下午，一举改写了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4]；
[14]见《第四次中东战争》，（德）格哈尔德·康策尔曼著，商务出版杜，19 75年。《中东战争》，（美）乔恩·金奇等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有时表现在兵力的非均衡配置上，如一战前德军统帅部制定的入侵法国的“史里芬计划”，大胆地把其72个师中的53个集中在右翼作为主攻，而把剩下的19个师放在漫长战线的左翼和中部。如此一来，这个从未真正实施过的沙盘作业，竟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争计划；
有时表现在谋略的运用上，如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相争。秦昭襄王并不急于马上同敌军决战，而是依照范睢建议，先攻韩国之上党，使赵国失去依恃；又假意言和，使诸侯不再援赵；再施反间之计，使赵王撤大将廉颇而任用纸上谈兵的赵括，最终大败赵军于长平。这一仗秦胜赵负的原因，与其说正得于秦军的强大，不如说偏得于范睢的谋略[15]。
[15]见（中国历代战争史》，军事译文出版社，第二册，P197。
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还有另外一种迹象，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事关政治、经济和国防安全等重大问题上，把视线偏离出军事领域之外，用其它手段补充、丰富甚至替代军事手段，以达到仅凭武力无法达到的目的。这是从战争观上对战争进行的最大的一次以偏修正。同时也预示着，未来战争将愈加频繁地呈现出军事手段与其它手段进行偏正式组合的趋势。
以上种种，不论是哪种选择，都无不带有“偏”的特性。偏正律和黄金律一样，反对一切形式的平行并列、均衡对称、面面俱到、四平八稳，而主张剑走偏锋。只有避免锤砧硬碰，你的剑锋才会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这就是战争这篇千古文章中最基本的胜利语法。
如果我们把艺术中的黄金分割律称为美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在军事领域中的镜像式再现——偏正律，称为胜律？
主与全：偏正式组合的要义
在构成一个事物的诸多内部因素中，一定会有某个因素在全部因素中占据突出或主导的地位。这个因素与其它因素的关系如果是和谐的、完美的，那么，它就总会在什么地方符合0.618:1的公式。当然也就会符合偏正律。因为在这里，“全部因素”就是主体，就是正；“某个因素”则为主导，则为偏。当一个事物具有了特定的目的性之后，偏与正，就构成了主从关系。二牛相斗，正是牛，偏就是它的犄角；双刀相向，正是刀，偏就是它的锋刃。孰主孰从，一目了然。而当目的发生变化时，新的主导因素就会出现并取代旧的主导因素，与现有的全部因素构成新的偏正关系。捕捉住了事物中主与全的关系，就等于抓住了黄金律和偏正律的要义。
据此出发，我们很快可以从战争纷杂的脉系中，理出五根最主要的筋络：主兵器与全兵器；主手段与全手段；主兵力与全兵力；主向度与全向度；主领域与全领域。这 “五主五全”，基本上概括了普遍存在于战争中的偏正关系。
仍以海湾战争为例，联军实施“沙漠风暴”的主兵器是隐形飞机、巡航导弹和精确炸弹，其它全部兵器为从属；主手段是连续38天的空中轰炸，其它全部手段为辅助；主兵力是空军，其它全部兵力为协同；主向度是以共和国卫队为重点打击对象，其它全部战场目标服从于此；主领域是军事，其它领域则予以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媒体攻势之类的全面配合。
但，仅仅理清楚这层关系，还不是我们的目的。对从事战争的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理清而是如何把握和运用这些关系。我们知道，任何国家的战争资源都是有限的，即使像美国这样国力雄厚的国家。在战争中也必须不断考虑效费比（“最小耗能”原则）和怎样把仗打得更漂亮、让战果更辉煌的问题。因此，合理并且策略地使用和分配战争资源，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十分必要。这就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也就是如何在战争中自觉地运用偏正律。其实，不少国家早已在此前非自觉地运用过了这一规律——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军力每况愈下。不仅失去了昔日与美军对垒的超霸地位，甚至连保证国家的现时安全都力不从心。在此情况下，俄军统帅部虽然被动，但却适时地修正了自己的未来战略，把战术核武器乃至战略核武器，作为一旦发生针对俄国的战争时的首选主导兵器，并围绕这一选择从整体上调整了常规兵器与核兵器的配置结构。与俄军相反，因独执牛耳风头正健的美军，则把“全面优势”（陆军[16]）、“由海向陆”（海军）、“全球参与”（空军[17]）确立为新的三军战略目标，并依此选择数字化装备、新型两栖攻击舰和隐形远程作战飞机作为新一代兵器，大有让其取代M－1系列坦克，航空母舰和F－16这些当代王牌，成为美军武器库中的主导兵器之势。
[16]“全面优势”，是美国陆军在其《2010年陆军构想》中提出的战略目标。
[17]“全球参与”是美国空军1997年底提出的21世纪空军发展战略，用以取代应付冷战后局势的“全球力量全球抵达”的战略构想。其中特别强调了空军的6大核心能力：航空与航天优势；全球攻击；全球快速机动；精确打击；信息优势；灵活的作战支援。（见《全球参与21世纪美国空军构想》）
从俄美对各自主导兵器的战略性调整，可看出那种以杀伤力大小为条件，选择主导兵器的做法已经过时。对主兵器的选择来说，武器的杀伤力不过是兵器的诸多技术性能之一。比技术性能更重要的是对战争目的、作战目标和安全环境的基本考虑。因此，主兵器应是对达成上述目标最为有效的兵器，而且必须是能与其它兵器有机组合，构成完整武器系统的主导性因素。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主兵器大都已不是单一武器，而是“系统集成”，同时它又是更大的系统中的一部分[18]。大量高新技术的涌现，战争目标的不断调整，在为主兵器的选择及与其它兵器的组合使用方面，提供了足够的上下行空间的同时，也使主兵器与其它全部兵器的主从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19]。
[18]“系统的系统”的概念，是曾任参联会副主席的海军上将欧文斯与他的高级顾问布莱克共同研究的结果。欧文斯认为，当代军事技术革命，不再只是军舰、飞机、坦克等武器平台的革命，而是加入了传感器系统、通信系统以及精确制导武器系统等因素，这些系统的介入，使军队的编制和作战方式都将产生根本性的革命。也许，今后不应再分陆、海、空军，而是“传感器军”、“机动打击军”、“智能保障军”等。（见《国防大学学报》、（现代军事》、《世界军事》，陈伯江对欧文斯的访问录）
[19]与军事革命的技术派的乐观见解不同，我们不认为技术可以穿透战争“或然性” 的迷雾，因为战争的或然性主要不是来自物理或地理的阻隔，而是来自人心。
同样的因素也在影响着战争手段的运用。在战争中，把军事行动天经地义的当做主手段，而其它所有手段则被视为辅助手段的观念正在过时。也许过不了多久，美国人就会发现，在对付像本·拉丹这样的恐怖组织的战争中，军事手段只是其全部可动用手段中的一种，更为有效的、能对拉丹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手段，很可能不是巡航导弹，而是由它或更多手段配合的在网络上展开的金融封杀战。
手段的复杂化带来的是出乎一切军人意料的结果：战争的平民化。因此，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主兵力与全兵力的问题，除了军队内部和作战行动中兵力的调度、分配和运用，还包括全体民众在何种程度上对战争的参与。当非职业军人的战争或准战争行动，越来越多地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时，谁是未来战争的主兵力，正在全球范围内变成一个过去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我们已经在前面多次提到过的“网徒”袭击美国和印度国防部网络中心的事件，即是这方面的证据。
无论是纯粹的战争行动，还是非战争军事行动，抑或非军事战争行动，只要是带有作战性质的行动，便都存在一个怎样准确选择主要作战方向和攻击点的问题，也就是在由整个战争、战场或战线构成的全向度上，确定你的主向度的问题。这几乎是令一切即便拥有精良武器、多种手段、充足兵力的统帅也最感头疼的问题。但像亚历山大、汉尼拔、纳尔逊、尼米兹之辈和中国古代的孙武、孙膑，却都是擅长选择出敌不意的主攻方向的高手。利德尔·哈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把选择最出敌预料的行动方向和抵抗力最弱的路线叫做“间接战略”。在战争空间已经由陆海空天电广延至社会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乃至心理诸领域的今天，各种因素的交叉互动，已使军事领域很难理所当然的成为每一场战争的主导领域。战争将在非战争领域中展开，这样的观点说来很奇怪也很难让人接受，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趋势就是如此。其实远在古典战争时期，战争就不曾始终局限在单一领域中，像蔺相如“完壁归赵”的外交战，或像墨子与公输班的虚拟战，都是在军事领域以外赢得或消弥战争的典型范例。这种跨领域解决战争难题的方式，对当代人来说，应该是一种启示。因为高度发达的技术综合时代，已为我们开辟出了远比古人广阔得多的施展智慧和手段的领域，使人们梦寐以求的在非军事领域赢得军事胜利，用非战争手段打赢战争的凤愿成为可能。如果我们想把未来战争的胜利紧紧攥在手里，就必须对这一前景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即在一场也许不是以军事行动为主导的领域中，进行一场可能波及当事国全部领域的战争。至于这样一场战争将以什么武器、什么手段、什么人员以及在什么方向、什么领域中进行，眼下当然还是一个未知数。
已知的只有一点，不管是哪种方式的战争，胜利都属于正确地运用偏正律去把握 “主与全”的一方。
是规律不是定式
战争是最难说清也最让人琢磨不定的东西。它需要技术的支撑，但技术并不能代替士气和谋略；它需要艺术的灵感，但又排斥浪漫和温情；它需要数学的精确，但精确有时会使它陷于机械和僵硬；它需要哲学的抽象，但纯粹的思辨无助于把握在铁与火的缝隙中稍纵即逝的战机。
战争没有定式。没有人敢在战争领域里口吐“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狂言，没有人用一种战法打赢过所有的战争；但并不等于战争没有规律。为数不多的人在常胜将军的花名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是因为他们窥见和掌握了胜律。
这些名字证明了胜律的存在，只是却无人道破堂奥。很久——几乎和战争史一样久 ——以来，人们都把它看成是划过天才统帅脑际的闪电，而很少意识到它就隐藏于刀剑迸击、硝烟炮火的血腥格杀之中。
其实，一切规律都不过是窗户纸，就看你能否捅破它。
偏正律就是这样一层纸。它简单又复杂，飘忽又稳定，常常被一些幸运的手指无意间捅穿，胜利之门便轰然向他洞开。它简单得可以用一组数字或一种语法去表述；它复杂得即使你精通数学和语法也找不出答案；它飘忽得像硝烟，让人摸不着边际；它稳定得像影子，伴随着每一次胜利的日出。
正因如此，我们把偏正律看做是原理，而不是定理。我们充分考虑到了这一原理的相对性。相对的东西不能生搬硬套，无需精确测量。相对不是绝对的白色，所以它不怕黑天鹅[20]。
[20]偏正律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死”或“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那样的定理，而是指导赢得战争胜利的一条规律。
不过，即或我们通过对战史的研究，肯定偏正即胜律，但如何运用才算正确，仍是有待每个具体的操作者自己去相机把握的问题。因为，战争中的二律背反现象，一直在困惑着每个胜利的追逐者：违背规律者必败无疑；墨守陈规者也绝难胜利。“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三十六计》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这就是说，不管我们能找出多少战例，证明其胜利的原因与0.618相合，但下一个严格按照黄金分割律去设计战争、战役或战斗的人，几乎必定会啃到失败的涩果。无论是黄金律还是偏正律，重要的是把握精髓，运用原理，而不能生吞活剥、东施效颦。在欧洲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巴赫战役与吕岑会战中，进攻的一方都采用了亚历山大式的“斜形攻击队形”，但结局却截然不同。罗斯巴赫战役中的法奥联军指挥官照抄战史，在腓特烈大帝的眼皮底下调兵布阵，企图用斜形队形攻击普鲁士军队的左翼。结果被及时调整了部署的普军，打得一败涂地。一年后，腓特烈在吕岑与三倍于己的奥地利军队再次相遇。这回，他却妙手新裁，同样用斜形攻击队形，一举全歼奥军。一样战法，两样结果，可谓意味深长[21]。它告诉我们，没有永远正确的战法，只有永远正确的规律。它同时还告诉我们，正确的规律并不能包胜不败，胜利的秘诀在于对规律的正确运用。包括对偏正律，虽然强调的是以偏修正，但也不是一味走偏就能取胜。偏，主要是思路要偏，是本质上的偏，而不是形式上的偏。如在实战运用中，并不等于每一次都要把攻击点，生硬地选择在0.618式的“偏”上，才算符合了胜律。也许，这一次胜律恰恰需要的就是正面突破。这一次，“正”就是“偏”。这就是战争的艺术性，是数学[22]、哲学或其它科学技术都无法替代的艺术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敢于肯定，军事技术革命替代不了军事艺术的革命。
[21]见《西洋世界军事史》，富勒著，第二卷P201。《简明战争史》P860
[22]我们并不否认或轻视用数理方法分析战争，特别是在计算机普及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有崇尚模糊不喜欢精确传统的国度。李洪志编著《国际政治与军事问题若干数量化分析方法》中，列举尼古拉·施威特等人用“贝叶特方法”，对越南战争、中苏冲突、阿以战争进行分析的事例。李洪志等人用此方法在1993年对波黑战争的形势做出了准确的预测。（《国际政治与军事问题若干数量化分析方法》，军事科学出版社）
另外需要点明的是，我们所说的偏正，虽然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古代兵家主张的“奇正”之法重合，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奇正”。因为，在古代兵家那里，奇和正是交替使用的两种手段，即孙子所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23]偏正，则不是非此即彼的两种手段，而是客观规律的呈现。最重要的区别还在于，虽然战争史上，出奇制胜的战例都因其美妙绝伦而令人神往，但却并非所有的胜利都因出奇而取胜，以正取胜者也不乏其例。偏正则不同，只要我们把每一个胜利拆开来看，不管它是奇胜还是正胜，其中都一定可寻见胜律的踪影：即不是“奇”偏正，就是“正”偏正。
[23]引文见《孙子兵法·势》。“奇正”为古代兵家重要的战法概念，变化莫测、出敌意外为“奇”；以对阵交锋，打堂堂之阵，则谓之“正”。唐太宗对“奇正” 之道颇有心得，渭桥对阵则是一个范例。《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记载了李世民与李靖两人对“奇正”的种种见解。
无论我们把偏正－胜律表述得多么清晰，对它的运用都只能在模糊中进行。有时，不清晰正是走向清晰的最佳路径。因为只有模糊才适合于整体把握，这是东方式的思维，但它却奇特地与西方智慧在0.618这一黄金点上相遇。于是，西方的逻辑、推演和精确，与东方的直觉、感悟和混沌，形成了东西方军事智慧的结合部，并由此生成了我们所说的胜律。它闪烁着黄金般的光泽，带着东方的神秘和西方的严密，一如太和殿的飞檐，架在了巴特农神庙的廊柱上，法相庄严，气象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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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章 万法归一：超限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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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战争会影响到输油管道内汽油的价格、超级市场里食品的价格、证券交易所里股票的价格。它们还会破坏生态平衡，通过电视屏幕闯入我们每个人的家庭。
——李世民
知晓了胜律并不等于就能锁定胜利，这就像知道了长跑的技巧，并不等于能当上马拉松冠军一样。对胜律的发现，可以深化人们对战争规律的认知，提高军事艺术实践的水准。但到了战场上，能够赢得胜利的人，却断不会由于对胜律的破解而增多。关键是看谁真正在本质上掌握了胜律。
在可能到来的下一场战争中，胜律对战胜者的要求会非常苛刻。它除了一如既往地要求你通晓在战场上角逐胜利的全部机巧，更提出了大多数军人都准备不足或感到茫然的要求：在战争之外的战争中打赢战争；在战场之外的战场上夺取胜利。
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连鲍威尔、施瓦茨科普夫甚至沙利文、沙利卡什维利这样的现代军人都算不上“现代”，倒更像是一群传统军人。因为在我们所说的现代军人和传统军人之间，已经出现了一条鸿沟。虽然这条鸿沟并非不可跨过，但却需要一次彻底的军事思维的腾跃。这对于许多职业军人来说，几乎是穷其一生都不可能企及的事。说穿了却又很简单，办法是：彻底做一回军事上的马基雅维里。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这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最重要的精神遗产[1]。在中世纪，这意味着对浪漫侠义又没落的骑士传统的突破，不加限制地采取可能有的全部手段去达到目的，在战争中亦如此，这恐怕即便不是最早（因为有中国的韩非子[2]在前），也是最明确的“超限思想”的滥觞。
[1]B·罗素在论及马基雅维里时说，“从来人们是惯于被他所震骇的，而他有时也确实在惊世骇俗。不过，人们如果能跟他一样地摆脱掉假仁假义，那么，不少人也都能像他那样思想……（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如果那个目的认为是好的，那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些足以胜任的手段去完成它。手段的问题可以用纯科学的态度来处理，不必顾及目的之为善为恶。”（《君王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P115－123）
[2]生于战国的韩非子，是法家之集大成者。说话办事，以实际功效为重，所谓“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并无其它目的或限制。（见《中国思想通史》，侯外庐等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P616）
事物彼此区别的前提是界限的存在，在一个万物相依的世界上，界限只有相对意义。所谓超限，是指超越所有被称之为或是可以理解为界限的东西。不论它属于物质的、精神的或是技术的；也不论它被叫做“限度”、“限定”、“限制”、“边界”、“规则”、 “定律”、“极限”甚至是“禁忌”。对战争而言，它可能是战场和非战场的界线、武器和非武器的界线、军人和非军人的界线、国家与非国家或是超国家的界线，也许还应包括技术、科学、理论、心理、伦理、传统、习惯等等界线。总之，是把战争限定在特定范围以内的一切界线。我们提出超限的概念，本意首先是指思想上的超越，其次才是指行动时，在需要并且可能超越的限度和界线上选择最恰当的手段（包括极端手段），而不是指时时处处都非采用极端手段不可。对于技术综合时代的军人来说，现实存在中棱面的增多，可使用资源（指一切物化和非物化资源）的丰富，使他们不论是所面临的限制，还是突破限制的手段，比起马基雅维里所处的环境来，都要多得多。因此，对他们在超限思维方面的要求，也就更为彻底。
我们在前面说过，组合是战争大师们杯中的鸡尾酒。但在以往的战争中，那些兵器、手段、阵法以及谋略间的组合，都是在军事领域里进行的“限”内组合，这种狭义的组合在今天显然已非常不够。要想赢得今天或明天的战争，把玩胜利于股掌之间，就必须 “组合”你所掌握的全部战争资源亦即进行战争的手段；这也还不够，还必须按照“胜律”的要求去进行组合；这仍然不够，因为胜律并不能保证胜利瓜熟蒂落在篮子里，它还需要一只得法的手去采摘。这只手就是“超限”，就是超越一切界限并且符合胜律要求地去组合战争。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全新的战法名称：
“偏正式超限组合战”。
超国家组合
现在，我们似乎又一次面临悖论：理论上说，超限，就应该是百无禁忌，超越一切；但事实上，无限的超越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任何超越都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就是说，超限并不等于无限，而只是扩大了的“有限”，即超出某一领域、某个方向的固有界线，在更多的领域和方向上组合机会和手段，以实现既定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为“超限组合战”下的定义。
作为一种以“超－限”为主要特征的战法，它的原理是：在比问题本身更大的范围、调集更多的手段去解决问题。比如，当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时，不是简单的选择国家对国家的军事对抗，而是运用“超国家组合”的方式化解危机。
从历史上看，国家曾是安全理念的最高形态。对于中国人，国家甚至是与天下等同的大概念。如今，民族或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不过是“地球村”里人类社会链条上的大小环节。现代国家越来越多地受到区域性和全球性超国家组织（如欧共体、东盟、欧佩克、亚佩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以及最为庞大的联合国组织等）的影响。此外，大量跨国家组织和形形色色的非国家组织（如跨国公司、行业协会、绿色和平组织、奥林匹克委员会、宗教机构、恐怖组织、黑客小组等）也同样在左右着国家的走向。这些跨国家、非国家与超国家组织，共同构成了新兴的全球力量体系[3]。
[3]阿尔文·托夫勒在《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书中，以一小节谈到“新型的全球性组织”，“我们正在看到一种意义重大的力量转移，即从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向全球性角斗士转移”。而所谓的“全球性角斗士”是指从欧共体到跨国公司，这些大大小小的非国家实体。据联合国《1997年投资报告》的统计，全世界已有44000个跨国公司母公司和28万个在国外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掌握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2／3的世界贸易与70％以上的专利和其它技术转让。（转引自《光明日报》1998年12月27日第三版，李大伦文章《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
也许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上述因素，正在导引我们步入一个大国政治让位与超国家政治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就是过渡：许多端倪正在显现，许多过程正在开始。国家力量作为一类主体与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力量作为另一类主体，在国际舞台上谁主沉浮的问题尚无定论。一方面，大国们还在起主导作用，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全面大国，和像日本、德国这样的经济大国，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俄国这样的垂暮大国，都还在试图对全局施加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有远见的大国，已开始明确地借助超、跨、非国家力量，去加倍扩大自己的影响，实现仅靠自身力量不足以达成的目标。如用欧元统一起来的欧共体，就是最新也最典型的案例。这一生机勃勃的过程发展到今天，不过刚刚走出了蹒跚期，远未到结束的时候。近期走向和远期前景不明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某些迹象已经在显现一种趋势，即：通过国与国的较量定夺胜负输赢的时代正在徐徐关上大门，而用超国家手段在比国家更大的舞台上解决问题、实现目标的时代，正在悄然拉开大幕[4]。
[4]据布热津斯基的看法，21世纪将出现数个的国家组群，如北美组群；欧洲组群；东亚组群；南亚组群；穆斯林组群；欧亚组群。这些组群之间的争斗是未来冲突的主导。（《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译《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221）。联合国的作用日益增加，亦体现了这一趋势。（见《走向21世纪的联合国》，世界知识出版社）
基于此，我们把“超国家组合”列为超限组合战的基本要素之一。
在一个政治、经济、思想、技术、文化相互渗透，网络、克隆、好莱坞、辣妹、世界杯轻松越过界碑所标志的疆域的世界上，那种企图在纯粹的国家意义上保障安全和谋求利益的愿望已很难实现。只有萨达姆这样的蠢人，才会以赤裸裸的领土占领来实现自己的野心。事实证明，这一做法在20世纪的末叶，是明显背时的，必然遭致失败。同样是追求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作为一个成熟的大国，美国就显得比伊拉克精明得多。自登上国际舞台那天起，美国人巧取豪夺，从别的国家获得的利益，比伊拉克从科威特那里获得的不知要多出多少倍，个中原由不单是“强权即公理”就能解释的，也不单是个违背国际准则与否的问题。因为在所有的海外行动中，美国总是力求争取最多的追随者，以防自己变成形单影只的孤家寡人。除对格林纳达和巴拿马这样的小国，直接采取了单纯的军事行动外，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用超国家的方式谋求并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在对付伊拉克的问题上，美国人的做法，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超国家组合。整个过程中，它上下其手，纵横捭阖，几乎让联合国内的所有国家都支持它的行动，使这个全球第一国际组织做出了令它师出有名的决议，并把30多个国家拉进了讨伊联军。战后，又成功地组织了对伊拉克长达八年的经济封锁，并利用武器核查，对伊保持持续的政治军事压力，使之长期处于政治孤立、经济困顿的状态中。
海湾战争之后，战争或冲突的超国家组合倾向愈加鲜明。越靠近今天，它的这一特征就越突出，越频繁地成为一种手段被更多的国家所采用。这一倾向的形成，有着最近十年国际社会急剧动荡变化的深刻背景。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政治国际化、信息资源网络化、技术换代频繁化、文明冲突隐蔽化和非国家组织强势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便利和麻烦一样多，这就是为什么大国甚至一些中小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解决问题的指针瞄准了超国家组合的原因[5]。
[5]如东盟、非统等组织已经或正在成为解决地区事务的不可忽视的超国家组织。
正是这一原因，使现代国家面临的威胁，更多的来自超国家力量，而不是一个两个具体国家。对付这类威胁，除了使用超国家组合的手段，不会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其实，古来无新事，超国家组合并非是一片新大陆。早在春秋战国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合纵连横即结盟，就已经成为古代东西方策略家们运用超国家组合手段最为古老也最为经典的方法[6]，至今仍不失其魅力。直到海湾战争时，施瓦茨科普夫式的超国家组合，仍可以说是古典的“联盟＋联军”的现代版。如果非要在古代和今天划出一条代沟，找出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古人那里，只是国家与国家间的组合，而不是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组织之间的垂直、平行和交叉组合[7]。这三种古人无从想象的力量的出现，已使今天的战法，除了不变的原理外，从技术手段到实际运作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国家＋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的崭新模式，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面貌和结局，甚至改变战争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军事性本质。这种不仅是以国家力量而是以组合超、跨、非三种力量去解决冲突或进行战争的方式，我们统称为超国家组合。从已有的成功范例中可以预见，超国家组合将是今后时代，一个国家在更大范围内，谋求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和战略利益的最有力武器[8]。
[6]战国时期的“合纵”（六国联合抗秦）“连横”（秦联一或数国攻击他国的联盟），即为国与国联盟的范例。（《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P4）
[7]当代的超国家组合，不只是国家组织与国家组织之间的组合，它还包括了国家与跨国甚至非国家组织的组合。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到某些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对冲基金的默契配合。
[8]布热津斯基在其新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为世界安全开出新的处方，建立一个“跨欧亚的安全体系”，这个体系以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为核心。且不论布氏的处方是否有效，但他至少指明了一条与我们相同的思路，在更大范围内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卡尔·多伊说，“国际组织往往被视为引导人类走出民族国家时代的最佳途径”，一体化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持和平”。（见《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P332）
作为目前唯一世界级大国的美国，是最善于把超国家组合作为武器加以运用的国家。它从不放过任何参与到与美国利益有关的国际组织里面去的机会，或者说它一向都把任何国际组织的行动看做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不论是欧洲、美洲、亚洲以及其它地区性或全球性国际组织，美国都要力争置身其列以便操纵。1996年《美国国防报告》中对此直言不讳：“为保护和实现美国利益，美国政府必须有能力影响其它国家的政策和行动。这就要求美国保持在国外的参与，尤其是那些使美国最重要的利益处于危险的地区”[9]。如在成立亚太经合组织问题上，创议人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的最初考虑，只包括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但立刻遭到布什总统的强烈反对，遂扩大到美国和加拿大。与此同时，为遏制亚太经济合作的势头，美国极力鼓动部分亚洲国家，单独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签订协议，既打进又拉出，可谓是一套双重组合的策略。
[9]美国国防部长1996财年度《国防报告》，军事科学出版社，P5。
让人感到讳莫如深的，是美国人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态度和方式。风暴伊始，美国就迅即否定了日本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提议，主张通过以其为大股东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有条件的救援计划，意在迫使亚洲国家接受美国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韩国提供570亿美元贷款的同时，提出的条件就是要其全面开放市场，让美国资本有机会以不合理的底价收购韩国企业。如此明火执仗地要求给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敞开或腾出市场空间，已经近乎于一种变相的经济占领[10]。如果我们把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与索罗斯之辈对亚洲国家的,金融狙击，与美国人的共同基金总额10 年间从8100亿美元增加到5万亿并仍以每月300亿的速度递增[11]，与穆迪公司、标准－普尔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在最关键或是最微妙的时刻降低日本、香港及马来西亚信用等级，与格林斯潘对香港政府反击“对冲基金”会否改变游戏规则的担心，与美联储对投机失败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破例救助，与曾经在亚洲喧闹一时的说“不” 声和“亚洲世纪”的提法日渐沉寂等所有现象，统统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这一切的衔接是如此巧妙，天衣无缝[12]。倘若有意识地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用以打击觊觎已久的目标，岂不是一次成功的超国家组织＋跨国家组织＋非国家组织的组合行动？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刻意设计并使用了这一威力巨大又不露声色的武器，但从迹象上看，起码可以说，某些行动事先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默许。只是这里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美国人是否有意识地使用了它，而是作为一种超级武器，它是否可行？
[10]日本《文艺春秋》月刊1998年8月号，石原慎太郎文章《新亚洲攘夷论》，认为美国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种种行径表明了其打击亚洲的战略图谋。这位“不” 先生的看法虽有几分偏激，但仍不失见地。（见1998年8月15－16日《参考消息》）
[11]见1998年9月29日《参考消息》，11版，转载美国《财富》杂志文章。
[12]与石原慎太郎持相同看法的观察家并不在少数，俄罗斯《论坛报》7月16日发表经济观察家康斯坦丁·索罗金的文章《盟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也谈到了相同的看法。（见1998年8月15日《参考消息》）
回答是肯定的。
超领域组合
领域，是从领土概念中引申出来用以区别人类活动范围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战争领域，就是对战争所涵括范围的标定。我们提出“超领域组合”与“超国家组合”一样，都是个缩略语，确切地说，在它们的后边还应缀上“战争行动”四个字，才可以完整地表达出我们营造并使用这类概念的意图。之所以要指明这一点，是为了把“超…… 组合”这种被超限思维驱动的主张，限定在战争及其相关行动的范围内。
“超领域组合”，介于前面已经谈过的“超国家组合”及后面将要论述的“超手段组合”两者之间。正像它在我们论述时所处的位置一样，它对突破性的超限思维，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就像飞机突破音障，才能进入超音速飞行一样，从事战争的人，只有突破领域的局限，才能进入战争思维的自由态。思想的破限是行动破限的前提。如果没有思想的破限，即使凭借直觉在行动中有所突破，也终难成就正果。如美军的“全维作战” 理论与我们的“超领域组合”异曲同工（所谓全维度亦即全领域），但由于美军的“全维作战”更多的像是一群聪明军人的突发奇想，而不是建立在彻底的突破性思维基础上，所以，这一有可能导致一场军事革命的思想火花，很快便由于不彻底思维必然要面临的种种障碍，令人惋惜地熄灭了[13]。
[13]在今天的美国陆军那里，“全维”是一个局限在军事领域中的概念，如在《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中的“全维保护”原则，主旨是强化对美军的信息保护。在美国陆军器材司令部司令E·威尔逊上将看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机动的“后天的陆军”就是“全维部队”。可见，美国陆军对“全维”思想，是去其精髓而徒留其名。（参见《联合部队季刊》1996年夏季号）
战争领域的扩大，是人类活动范围日趋扩大并相互融合的必然结果。对此现象，人们的认识始终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虽然远在曹刿近在柯林斯，这些远见卓识者都不同程度地指明了战争各领域间相互制约的关系，但迄今为止，在大多数从事战争的人那里，一切非军事领域，都被看做是战争中必须服从于军事需要的附属品。视野的狭窄和思维的狭隘，使战场的扩展和战法的变化都被局限在了一个领域之内。从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不惜毁掉大半个国家，以坚壁清野的策略对付拿破仑；到二战时德累斯登大轰炸和广岛、长崎核爆炸，不计平民伤亡地把军事胜利绝对化，以及“大规模报复”、“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的提出，都没有突破过这一模式。
现在是对这一偏谬进行清算的时候了。技术的大融合已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宗教各领域间的交叉互动，准备好了接口，各领域的一体化倾向已非常明显，再加上人权意识的高涨对战争伦理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使那种把战争局限在军事领域，并以伤亡大小来衡量战争烈度的观念日渐过时。战争正在超逸血腥杀戮之境，呈现出低伤亡甚至零伤亡但却高烈度的趋势：这是信息战、金融战、贸易战等全新战争样式，在战争领域开辟出的新空间。就此意义上说，已经没有什么领域不能为战争所用，也几乎没有什么领域不具备战争的攻击性形态。
1987年10月19日，美国海军舰艇在波斯湾攻击伊朗钻井平台，消息传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立即触发了华尔街历史上最惨烈的股市崩盘。这个令人闻之变色的“黑色星期一”，使美国股市仅帐面损失即高达5600亿美元，等于净赔掉一个法国。事隔数年，由军事行动引发股灾进而导致经济恐慌的一幕再次重演。1995－1996年，中国大陆两度宣布在台湾海峡试射导弹并举行军事演习。弹迹划空之时，台湾股市应声而落，出现了雪崩式的连锁反应。以上两例，虽然并非就是我们所说的超领域组合，特别是前者还属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举，但其出人意料的结局，却足以启发我们的思路：如果有意识地把两个或更多的看上去互不相干的领域，组合成一种战法去使用，效果岂不更好？
从超限思维的角度，“超领域组合”就是战场的组合。每一个领域都可能与军事领域一样，成为未来战争的主导性战场。而“超领域组合”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考虑，选择哪个领域作为主战场，对实现战争目标更有利？从美伊对抗的实践来看，在“沙漠风暴”42天军事行动之后，持续了8年的军事压力＋经济封锁＋武器核查，是美国在新的战场上用超领域组合打击伊拉克的战法。且不谈经济封锁对伊拉克造成的巨大非军事性损毁，仅巴特勒为首的联合国武器核查特委会，在几年间通过检查和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伊拉克军事潜力形成的打击，就已经大大超过了海湾战争空中轰炸的战果总和。
这些事象表明，战争已不再是纯粹军事领域内的行动，任何一场战争的走势和结局，都将可能被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外交因素、文化因素、技术因素等等非军事因素所决定或改变。面对影响广被全球各个角落的军事和非军事冲突，我们只有从思维模式上突破划地为牢的种种界限，把被战争所全面波及的各个领域，变成手中熟练翻洗的纸牌，用超限战法组合所有战争资源，才有可能操得胜券。
超手段组合
在两国交战、两军搏杀之际，是否需要使用特别手段，针对远在后方的敌军家属展开心理战[14]？在保卫国家金融安全时，是否可动用暗杀手段去对付金融投机家[15]？对毒品或走私品策源地，能否在不宣战的限度内使用“外科手术式”打击？为对他国的政府和议会施加影响，可否建立专门的院外集团运作基金[16]？是不是还可以用购买或控股方式，把别国的报纸、电视变成对其进行媒体战的工具[17]？
[14]美国国防部对互联网军方网站已加强控制，以防止敌对力量利用军人家庭住址、福利号码和信用卡号对军人进行攻击。
[15]既然英国政府允许其特工人员可以对被认定为恐怖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实行暗杀，那么，如果某些国家把对本国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的金融投机家视为战犯或恐怖分子并依同样方式处置，是否可以认为是正当的？
[16]代议制国家的议会都躲不开院外集团的包围，如美国的犹大人组织和枪支协会，都是一些著名的院外集团，其实，类似做法远在中国古代就有，秦末楚汉相争，刘邦给陈平许多钱就是为了在战场之外打败项羽。
[17]有文章披露，索罗斯通过控制阿尔巴尼亚的报纸，操纵阿国政局。
除开手段使用的正当性，即是否合乎公认的伦理规则这一点，上述问题的另一个共同之处是，它们全都涉及到了超国家、超领域地使用手段也就是我们要说的“超手段组合”问题。而要弄清楚什么是超手段并且为什么要超手段，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
什么是手段？
这个问题似乎根本不是问题。谁都知道，手段是用以实现目标的方法和工具。但如果大到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小到一个计谋、一件武器，都被笼统地称做手段时，问题就远不是那么简单了。
手段的相对性，是一个让人颇费周章的问题。
这种相对性表现为，在一个层面上可能是手段的东西，在另一层面上又有可能变成目的。对于超国家行动来说，国家就是手段；而对于国家行动来说，军队或其它国家力量是手段，国家则成了目的；依此类推下去，大小不一、尺码不同的手段，就像是重重叠叠的中国套盒，每一层手段在服务于更高目的的同时，本身又成了低一级手段的目的。
抛开目的不谈，手段的复杂性还在于，可以从任何角度、任何层面把任何事物都作为手段来理解。
从领域的角度，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宗教、心理和媒体这些领域，通通可以视为手段；再沿领域细分，如军事领域，从战略战术、军事威慑、军事联盟、军事演习、军备控制、武器禁运、武力封锁直到使用武力，都是当然的军事手段；而经济援助、贸易制裁、外交斡旋、文化渗透、媒体宣传、制定并运用国际规则、利用联合国决议等等手段，则在分属政治、经济、外交等不同领域的同时，也越来越被政治家们当做准军事手段去运用。
从方法的角度，哲学方法、技术方法、数学方法、科学方法和艺术方法，都是人类用以造福自身、也可用于战争的手段。比如技术。信息技术、材料技术、空间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每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都在扩张着手段的阵容；再如数学，从兵力配置、弹药基数、弹道测算、杀伤概率、作战半径、爆炸当量这些军事术语中，无处不见数学方法的影子；此外，哲学、科学、艺术的方法也是支撑军事智慧以及军事行动的有力手段，这也就是人们常常把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称做军事哲学、军事科学、军事艺术的原因，利德尔·哈特就曾把战略一词，定义为“运用军事手段来实现政策目标的艺术”。
由此可见，手段是一个涵盖广泛、层次丰富、功能交叉因而不易把握的概念。只有从视野上拓宽对手段的认识，懂得无一物不可以是手段的道理，才不至于在手段的运用上捉襟见肘，黔驴技穷。1978年在伊朗占领美国大使馆扣留人质的危机中，美国最初只知贸然采用军事手段，失败后才改变手法，先冻结伊朗的海外资产，又实施武器禁运，并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再加上外交谈判，多管齐下，最终使危机得以解决[18]。这说明，在一个空前复杂化了的世界上，手段的样式和适用范围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再好的单一手段也不会比多种手段的并用更有优势。因此，超手段的组合，就变得非常必要。可惜在这方面有自觉意识的国家并不多，倒是那些有多样利益追求的非国家组织，在极力寻求多种手段的组合运用。如俄罗斯黑手党为攫取财富，把暗杀、绑票和使用黑客攻击银行电子系统等手段组合在一起；一些恐怖组织为政治目的，把投放炸弹、劫持人质和网络袭击等手段组合在一起；索罗斯之辈为在金融市场上混水摸鱼，把汇市、股市、期市的所有投机手段都加以组合，并利用舆论广造声势，诱导纠集像美林、高诚、摩根－斯坦利这些“巨无霸”与其联手[19]，形成规模巨大的市场合力，展开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金融大战。这些手段大都不具有军事性质（虽然时常会带有暴力倾向），但其组合使用的方式，却对我们在战争中如何有效地使用军事或非军事手段不无启发。因为在今天，衡量一种手段的有效性，主要不是看手段的属性和它是否合乎某种伦理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符合一个原则，即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原则。只要符合这一原则，即是最佳手段。其它因素虽不能说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但却必须以有利于目标的实现为前提。这就是说，超手段组合首先要超越的不是别的，恰恰是手段本身所隐含的伦理标准或原则规范。而这远比把一些手段与另一些手段组合在一起，更困难也更复杂。
[18]见卡尔·多伊《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P272－273。
[19]巴顿·毕格斯作为摩根斯坦利控股公司的全球策略分析员，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有影响的投资策略家，因为他是这家有300亿美元公司的总裁，并握有15％的股权。在泰国和香港金融风暴前，他和他的公司都有所举动，为投机家指引方向。（参见《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宋玉华、徐忆琳《当代国际资本运动规律初探》一文）
只有完成了对既有观念的超越，才能使我们摆脱禁忌，进入手段选择的自由－超限之境。因为对我们来说，仅仅通过现成手段去实现目标是不够的，还需要找出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即如何正确有效地运用手段，换言之，就是如何有意识地把不同手段组合起来，创造新的手段去达到目的。比如，在经济一体化时代，某个经济大国如果想打击它国经济，同时也打击其防务，完全可以不采用经济封锁、贸易制裁或军事威慑、武器禁运之类的现成手段，而只需调整本国的金融政策，以货币升值或贬值为主，组合以舆论造势、改变规则等手段，就足以使目标中的国家和地区出现金融动荡、经济危机，削弱其综合国力包括军力。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该地区军备竞赛热降温的事例中，即可看出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虽说此次危机并非哪一大国有意改变本国币值所致。即使像中国这样的准全球性大国，目前也已具备了只要改变自身的经济政策，就可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的能力。如果中国是个自私自利的国家，在1998年违背诺言，让人民币贬值的话，肯定就会使亚洲经济雪上加霜，同时也将诱发世界资本市场的激变，其结果就连依靠外国资本流入支撑本国经济景气的世界第一债务国美国，也必然受到经济重创，这样的结局肯定会胜过一次军事打击。
声气相通、利益相连的现实，使战争的外延日趋扩大，也使任何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都具备了多种而不仅仅只靠军事手段威胁他国的能力。单一手段在使用中将越来越收效甚微，多种手段并用的优势愈见凸显，这就为超手段组合并把这种组合运用到战争或准战争行动中敞开了大门。
超台阶组合
当一场战争成为一段战史，像钢水般逐渐冷却的战争过程，就会一点点凸现出来。从最初的、小规模的、局部的战斗，到由这些战斗前后左右拼接而成的战役，再由数个甚至更多的战役构成的战争，最后还可能由一场战争蔓延成一次洲际或世界性的大战…… 战争，就这样沿着一级级看不见的台阶走了过来，也许还将这样一级级台阶的走下去。每一级台阶上，都布满了呻吟的伤兵和阵亡者的尸体，布满了胜利者高扬的炮口和失败者丢弃的枪支，也布满了许多愚蠢的或睿智的计策、谋略和方案。如果我们从战史的最后一页，一章章地往前翻，就会发现，一切过程都是累积，一切结局都由累积而成。胜利是累积，失败也是累积。对交战双方而言，通向结局的道路是同一条，唯一的区别，是看你拾级而上，还是拾级而下。飞跃和突变，都发生在你踏上最后一级台阶的那一刻。
这似乎就是规律。
而规律是需要尊重的，对规律的违背或打破则须慎重。
问题是我们所想的，恰恰正是如何违背或打破这一规律。我们不认为所有的战争，都必须一级级循序渐进，直到累积出决定命运的“那一刻”。我们认为，“那一刻”是可以制造出来的。找到能够不断地制造而不是等待累积到那一刻的办法，并将它固定成一种战法，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当然知道，一次战斗构不成一场战争，就像一名士兵构不成一支军队一样，但这并不是我们想说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如何用一种方法打破所有的台阶，并将这些台阶任意组接拼装，比如把一个战斗或战术级的行动，直接与战争或战略级的行动组合对接。如同把肢体、躯干和头颅任意拼接一样，使战争变成一条可以在所有环节上随机组合、亦可在任何方向上自由摆动的龙。
这个方法就是“超台阶组合”。台阶也是一种限制，与国家界限、领域界限和手段界限相同，都是超限组合战在实际运用时需要超越的界限。
赫尔曼·康恩曾把通向核战争的门槛分成若干级台阶，类似的台阶同样存在于其它样式的战争中。但如果真的按照康恩的思路走，就会发现，44级台阶的划分过于琐细且不便操作[20]，并由于更多的着眼于从战争的烈度去划分台阶，而缺少了对战争层级的实质性洞察。在我们看来，从战争的规模和与其对应的战法这两方面切入，战争台阶的划分便可以大大简化，分为四个层级就足够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和美国某些军事分析家的看法基本一致，只是提法上有所不同。具体划分如下：
[20]关于赫尔曼·康恩的《升级阶梯：概括的（或抽象的）说明》，可参阅卡尔·多伊《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P234。美军则通常把战争活动分为三个等级：战略级；战役级；战术级。（见美国空军条令AFM1－1《美国空军航空航天基本理论》1992年版，军事科学出版社，P106－111）
大战－战策 战争－战略 战役－战艺 战斗－战术
第一级，“大战－战策级”。从规模上，是以超国家为上限、以国家为下限的军事和非军事战争行动。与之相对应的战法是“战策”，也就是柯林斯所谓之“大战略”。因这一级战法，主要涉及战争的政治策略，故我们名之为“战策”。
第二级，“战争－战略级”。国家级的军事行动包括这一级别上的非军事战争行动。与之对应的战法是“战略”，即国家的军事策略或战争策略。
第三级，“战役－战艺级”。从规模上低于战争，高于战斗的作战行动。此级别一直没有与之对应的战法称谓，通常套用“战役”概念，显然混淆了作战规模与作战方法的含义，故我们选用“战艺”一词为其冠名。取这一级作战比“略”低，比“术”高，需讲求作战艺术之意。
第四级，“战斗－战术级”。最基本规模的作战行动，与之对应的战法是“战术”。
一望可知，每一级作战规模的台阶上都有与之相应的作战方法。对于传统的军人来说，也许他们终身的课业，就是如何熟练操作这些战法，在所处的每个层级上打好每一仗。
而对于即将置身于下个世纪的军人们，仅止在固定的层级上操练这些战法，已显得远远不够。他们必须学会如何打乱这些台阶，去组合从超国家行动到具体战斗的所有要素，以赢得战争。这并非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说穿了很简单，作为一种试图把战策、战略、战艺、战术任意对接的方法，超台阶组合的原理，无非是角色互换或角色易位。如用某种非军事行动的战略手段，去配合一次战斗任务的完成；或用某种战术性手段，去实现战策级的目标。因为从战争的走势看，越来越显现出这样一种迹象：并不是哪一级的手段才能解决哪一级的问题。无论是四两拨千斤，还是杀鸡用牛刀，只要操作得好，都是可行的办法。
本·拉丹，仅用两车炸药这一纯战术级手段，就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了战略级的威胁；而美国人也只能通过对其进行战术级的报复行动，达到保障自身安全的战略级目标。再如，与以往战争中“人－机”组合是最小的作战单元，其作用一般不会超出战斗规模这一点不同，超限战中“人－机”组合，具备从战术级直至战策级多重跨度的攻击能力。一名黑客＋一只调制解调器，给敌方造成的毁损几乎不亚于一场战争。而由于具有跨台阶作战的广谱性和隐蔽性，这种单兵作战的方式很容易达成战略甚至战策级的效果。
这就是超台阶组合的要领和意义。
在以国家和超国家为主体的战争与非军事战争中，没有什么领域不能超越；没有什么手段不能用之于战争；也没有什么领域、手段相互间不能组合。战争行动对全球化趋势的适应就表现在一个“超”字上，这一个“超”字便足以以一应万。而我们所说的万法归一，就恰恰归在一个“超”字上。
需要再次指出，超限组合战，首先是思路，然后才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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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章 必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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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是行为准则，但不是绝对准则。
——乔治·凯南
战争史上最早用原则去固定作战方式的人，当推孙子。他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而击虚”等等原则，至今仍是当代兵家行动的信条。而在西方，二干四百年后，拿破仑才向后来其名被冠于一所世界著名军校门楣上的圣西尔，透露了一个心迹，“写一本书，准确地描述一下战争的原则，提供给所有的士兵”。可惜的是，打胜仗时，他没有时间；打败仗后，他又没有了心情。对于一生创造过近百次胜利的统帅，这应该算是个不大不小的缺憾。但生为伟人，只要胜绩卓然，自会有后人去发微钩沉，总结你的取胜之道。一百年后，一位名叫J·F·C·富勒的英国将军，从那位生前死后都令英国人畏惧的宿敌指挥过的战争中，归纳出了指导现代战争的五条原则[1]。自此，整个西方的现代战争原则观得以诞生。尽管后来不少国家的军事条令和一些军事理论家们相继提出过这样那样的战争原则，但都与富勒的首创大同小异 [2]。这是因为从拿破仑战争开始到海湾战争之前，除了杀伤力和毁损力不断提高外，战争形态本身并无实质性改变的缘故。
[1]富勒总结拿破仑的战争原则为进攻、机动、奇袭、集中、保护等五条。此外，富勒还根据克劳塞维茨的看法，另归纳了七条与拿破仑战争相似的战争原则：保持目标；安全行动；机动行动；消耗（敌）进攻能力；节省兵力；集中兵力；出其不意。这些原则成为了现代军事原则的基础。（见《战争指导》，富勒著，解放军出版社，P38－60）
[2]如美军的九大军事原则：目标原则；进攻原则；集中兵力原则；节约兵力原则；机动原则；安全原则；出敌不意原则；简明原则；统一原则。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作战原则十分近似。
现在情况有了变化。这一切发生在海湾战争中和战争后。精确制导武器、非杀伤性武器和非军事性武器的投入和使用，使战争不再拼命沿着提高杀伤力和毁损力的轨道上狂跑，而是开始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变向。这就为另外一些让职业军人们感到陌生的原则，铺就了通往下个世纪战争的新轨。
任何原则都不会是空穴来风，战争原则更如此。不论产生于哪位军事思想家的大脑，或出自哪部军事条令，它都肯定是在战争的熔炉中和铁砧上千锤百炼假铸而成的产物。没有春秋时代的战争，就不会有孙子的战争原则；没有拿破仑战争，就不会有富勒的战争原则；同样，没有海湾战争前后全球范围内大大小小的军事、准军事甚至非军事性战争，就不会有美国人的“全维作战”和我们的“超限组合战”这类战争新概念的提出，当然也就谈不上与之共生的作战原则的问世。
在对“全维作战”理论的中途夭折感到惋惜之余，我们决心使“超限组合战”不止停留在理论思辨的层面上，而是进入可实际操作的战法状态。尽管我们主张的“超限” 思想，本意是要打破一切界限，但有一条界限却必须恪守，那就是，在进行作战行动时，遵循必要的原则。除非原则本身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需要被打破。
当对战争规律的思考凝结为某种战法时，原则便会随之而生。尽管这些战法和原则，在没有经过新一轮实战的检验之前，能否成为通向下一次胜利的路标，还很难说。但必要原则的提出，肯定是完善一种战法不可缺少的理论工序。这里是陀罗斯，就在这里跳舞吧。让我们看看以下这些原则，究竟能为“超限组合战”带来什么——
全向度 共 时 性 有限目标 无限手段 非均衡 最小耗费 多维协同 全程调控
全向度——360度的观察、设计和组合运用一切相关因素
“全向度”，是“超限战”思想的出发点，亦是其思想的覆盖面。作为一种战法的总纲式原则，它对实施者的基本要求是，通盘考虑所有与“这一场”战争有关的因素，在观察战场和潜在战场、设计方案和使用手段、组合一切可动用战争资源时，视野上没有盲区，观念上没有障碍，方位上没有死角。
对超限战来说，不存在战场与非战场的区别。陆、海、空、天等自然空间是战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社会空间也是战场，而连接起这两大空间的技术空间，更是所有敌对双方极力争夺的战场[3]。战争可以是军事性的，也可以是准军事或非军事性的；可以使用暴力，也可以是非暴力的；可以是职业军人之间的对抗，也可以是平民或专家为主体的新生战力的对抗。超限战的这些特征，既是它与传统战争的分水岭，也是它为新型战争划定的起跑线。
[3]超限战的战场不同于以往，它包括所有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不断扩展中的技术空间，如纳米空间等。在今天，这几个空间已是相互交错，如太空，可以视为是自然空间，也可以视为技术空间，因为它的战争化进程每一步都离不开技术的突破。同样，技术与社会的互动也时时可见，最典型的莫过于信息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由此看来，战场确是无所不在，我们只能以“全向度”去看待它。
作为实战性很强的原则，“全向度”适用于超限组合战的各个层面。在战策级，是指国家整体战力直至超国家战力在洲际或全球对抗中的组合运用；在战略级，是指与军事目的相关的国家资源在战争中的组合运用；在战艺级，是指军队或军队规模的主体，为达成战役目标，在特定战场上对各种手段的组合运用；在战术级，是指一支部队或部队规模的主体，为遂行一定任务，在战斗中对不同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的组合使用。同时不要忘记，上述所有组合还应包括它们各级别间的交叉组合。
最后，必须明确的是，并非每一场具体的战争，其作战范围都能广及所有的空间和领域，但“全向度”的思考和把握战局，是超限组合战的第一原则。
共时性——在同一时间段上的不同空间内展开行动
现代战争所拥有的技术手段，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普及，远战技术的出现和战场转换能力的增强，把绵延分散、性质各异的战场连为一体，也把各种军事和非军事力量平行地导入战争，使战争进程大为缩短。许多过去需要通过战役、战斗累积，分阶段完成的目标，现在则可能在提出同时到达、同时进行、同时完成的要求后，迅速得以实现。因此，在作战中对“共时性”的强调，正在超过“阶段性”[4]。
[4]以往战争的进程，在空间上是由边缘向纵深挺进，在时间上则要区分阶段。超限战在空间上是直达核心，在时间上也是“共时”，通常不再具有阶段性的特点。co c2
在周密计划的前提下，让分布在不同空间、不同领域的战争要素，在统一约定的时间段上，围绕战争目标，展开错落有致、配合默契的组合式打击，以达成突然性、隐蔽性和有效性。一次全纵深的共时行动，可能只是一场短促的超限战，但已足够决定一场战争的命运。这里所说的“共时”，不是分秒不差的“同时”，而是指“同一时间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超限战是名副其实的“时间约定战”。
以此为尺度，美军在军事领域内的行动能力，最接近达到这一水平。按照美军现有的装备技术，一个信息战役系统在一分钟内可以为1200架飞机提供4000个目标的数据，加之远程打击武器系统的大量使用，导致了“全纵深同时攻击”作战思想的提出，开始摆脱在空间上从外围逐步推向纵深，在时间上次第展开行动的陈旧战争模式。但他们在这方面的思路，从军方披露的一些公开文件看，至今仍局限在军事行动的范围内，没能推及到军事领域以外的战场上[5]。
[5]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军队的《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中的4项原则，“机动造势、精确打击、全维保护、聚焦后勤”全都是为军事战争提出的新原则。
有限目标——在手段可及的范围之内确立的行动指针
目标的有限是相对于手段而言。因此，确立有限目标的原则是，目标永远小于手段。
在确定目标时，充分考虑它的可实现性，不追求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限定的目标。有限才有明确性，才有现实性，也才会有可操作性。同时，还能在实现上一个目标之后，使自己保持追逐下一个目标的弹性[6]。在确立目标时，必须克服好大喜功心理，有意识地追求有限目标，排除力所不及的目标，即使它是正确的。因为，每一项能实现的目标都是有限的。无论何种原因，使目标超出了手段允许的范围，只会导致灾难性的结局。
[6]要做到目标有限，不在于主观上是否克制，而在于是否超越了手段的限制。手段是确立目标时不可逾越的“限”。
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所犯的错误，就是把有限目标扩大化的最典型例证。其后，美国人在越南、苏联人在阿富汗所犯的同样错误也证明，无论是谁，也无论是何种行动，只要目标大于手段，就一定必败无疑。
对这一点，并不是所有当代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明白。《1996年美国国防报告》中，引述了克林顿总统的话，“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有领导义务，并在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受到重大危害时采取行动”。说上述话时，显然连克林顿都没能意识到，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完全是两个不同级别的战略目标。如果说前者是美国人的能力可以通过行动进行维护的目标，后者则既不是其能力所及，也不是其应该在美国本土之外追求的目标。与“孤立主义”对应的“全球第一”思想，使美国人在国势膨胀时，一直有追逐无限目标的倾向。然而，这是一个终将导致悲剧发生的倾向。一个资产有限，却热衷于承担无限责任的公司，除了破产，不会有其它的结局。
无限手段——趋向无限制运用手段，但以满足有限目标为限
无限手段是针对有限目标而言[7]。无限是一种不断扩大手段选择范围和使用方式的趋向，而不是无节制的使用手段，更不是绝对化的使用手段或使用绝对手段。无限手段以满足达成有限目标为终极界限。
[7]详见贝文·亚历山大著《统帅决胜之道》，P101－125。
手段不能脱离目标。手段的无限是指为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可以打破限制地选择各种手段，并不是说手段可以摆脱目标的限制而为所欲为。作为可以毁灭人类的原子武器，曾被视为绝对手段，正是因为它违背了手段必须服务于目标的原则，而终于被人束之高阁。无限手段的运用只能像孔子所说，“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个“矩”就是目标。超限思想“随心所欲”地扩大了手段的选择范围和运用方式，但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地扩大目标，而只是以超限制、超界限的运用手段去实现有限目标。反过来说，聪明的统帅也不会因为目标有限而使其手段变得有限，因为这极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导致功败垂成。这就是说，必须通过“无限”去追求“有限”。
美国南北战争中，谢尔曼对萨凡纳的进军，不是寻求作战，而是一路烧掠，以破坏南军的后方经济为手段，使南方民众和军队丧失抵抗力，从而实现了北方的战争目标。这是一次使用无限手段实现有限目标的成功范例。与此相反，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军统帅部为其前线将领制定的战争目标，是占领西奈半岛，与此相应的作战计划也只是突破巴列夫防线后即固守西奈。企图用有限手段去争取有限目标，结果众所周知，埃及人丢掉了本已到手的胜利[8]。
[8]第四次中东战争前，埃及制定的“白尔德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强渡苏伊士运河，突破“巴列夫防线”，控制河东岸15－20公里的地域；第二步，攻占米特拉山口、吉迪山口、哈特米亚山口一线，保障运河东岸的安全，尔后视情向纵深发展。在实战中，埃军一过运河，即转入防御，直到5天后才再实施进攻，给了以军喘息的机会。
非均衡——沿均衡对称相反的方向寻找行动节点
“非均衡”作为一条原则，是偏正律在超限战理论中的主要支点，其要义是沿均衡对称的反思路，去展开作战行动。从力量的分配和使用，主战方向及打击重心的选择直至武器的配置，都必须双向考虑非均衡因素的影响和把非均衡作为手段去实现目标的问题。
不论是作为一种思路，还是作为指导作战的原则，非均衡在战争的所有方面都会有所表现。只要正确的掌握和运用非均衡原则，就总能找到并抓住敌方的软肋部位。一些穷国、弱国以及非国家性的战争主体，在同比它们强大得多的势力叫板时，如车臣对俄罗斯、索马里对美国、北爱游击队对英国、伊斯兰圣战者对整个西方，就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老鼠戏猫”式的非均衡、非对称战法，明智地坚持决不与大国军队面对面硬抗，而是用游击战（主要是城市游击战）[9]、恐怖战、宗教战、持久战、网络战等作战样式与之周旋；其主战方向多选择在对方意想不到的领域和战线，而打击重心则总是挑选能给对方造成巨大心理震撼的部位。这种利用非均衡手段为自己造势并让事态按自己愿望发展的做法，往往收效甚巨，使那些以正规军和正规手段为主战力的对手，常常像窜入瓷器店的大象，一筹莫展，无从发挥作用。
[9]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著名的布罗代尔，特别重视大城市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组织作用”。偌大一个世界，关节点不过是若干中心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布鲁塞尔或许再加上香港，一旦同时遭到打击或发生游击战，世界将一片混乱。（《资本主义的动力》，布罗代尔著，牛津出版社）
除了在使用中显示出的实效性，非均衡本身就是被黄金律所暗示的事物运动规律。这是所有规律中唯一一条鼓励人们按打破规律的方式去运用规律的规律，也是医治四平八稳思维痼疾的良方。
最小耗费——在足够实现目标的下限上使用战争资源
“最小耗费原则”的原则是，一，合理比节约更重要[10]；二，作战样式决定战争耗费的大小[11]；三，以“多”（多手段）求“少”（低消耗）。
[10]历来的军事原则中，都有“节约”，主要是指在战争中必须注意对人力、物资消耗的控制。在超限战中，“合理使用”才是正确的节约。
[11]超限战使对战争样式的选择有极大的余地，常规军事战争样式与以金融为主导的战争样式的耗费，自然大不相同。所以，在未来的战争中，耗费的大小主要看选择什么样的作战样式。
合理包括合理制定目标与合理使用资源两个方面。合理制定目标，除了在手段的圆径内确立目标之外，还需要压缩目标的载荷，使其尽可能单纯简洁；合理使用资源，显然是指用最恰当方式去实现目标，而不是片面的要求节约。只有在满足实现目标所需的前提下，节约——最低限度的使用资源才有意义。
比通晓原理更重要的是如何运用原理。能否最低限度的使用战争资源去实现目标，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作战样式。凡尔登战役之所以被战史家们称做绞肉机，就因为交战双方采用的都是毫无意义的消耗战；而德国人之所以能在越过马其诺防线后横扫英法联军，则在于它采用的是把最短时间、最佳路线和最具威力的兵器组合在一起的闪击战。可见，找到合理使用战争资源的作战样式，确是实现“最小耗费”的关键。
在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都变得空前多样化和复杂化的今天，单一领域和单一手段面对复杂目标时，已明显表现出力不从心。手段与目标口径不一的结果，必然是高耗低效。走出困境的思路是，通过“多”，去实现“少”。也就是将多种领域中的多种战争资源优势互补，组合成一种全新的作战样式，在实现目标的同时实现最小耗费。
多维协作——为一个目标所覆盖的军事与非军事领域中，所有可动用力量间的协同配合
“多维”在这里是多种领域、多种力量的别称，与数学和物理学中的维度无关。 “多维协作”是指为完成一个目标所展开的不同领域、不同力量间的协调与合作。这一定义从字面上看并无新意，在许多过时的或最新版本的作战条令中，都可找到类似的表述。它与所有这类表述唯一的也是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把非军事、非战争因素直接而不是间接地导入了战争领域。换言之，在任何领域都可能成为战场，任何力量都可能用于战争的情况下，它更倾向于把多维协作理解为在一个具体目标的统辖下，军事之维与其它各维间的协作，而不是凡战争都必须以军事行动为主。在战争面前各维平等，这将成为求解未来战争课题的一道公式[12]。
[12]各维平等，主要是要克服“军事至上”的观念。在未来战争中，军事手段只是一种普通的选择。
多维协作的概念只有在被具体的目标所覆盖时才能成立。没有目标，就谈不上多维协作。而目标的大小，又决定各维协作的广度和深度，如目标的设定是赢得一次战策级的战争，需要协作的领域和力量就可能涉及到整个国家甚至超国家。由此推及任何一次军事或非军事行动，无论所涉领域、力量的深浅与众寡，各维间的协作都必不可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行动中动用的手段越多越好，而是以必要为限。各维的超量使用或用量不足，只会使行动在浮肿和干瘪之间摇摆，最终危及目标本身。在这里“过犹不及” 的东方智慧，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实践这一原则。
此外，在对可动用力量特别是非军事力量的认识上，亟需要我们打开视野。除了对常规的、物化的力量给予一如既往的关注外，还应特别注意无形“战略资源”的运用，如地缘因素、历史地位、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以及支配和利用国际组织影响力等等[1 3]。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我们在对这一原则的运用上也来一次超限行动，把极可能出现的变多维协作为平面作业的庸常之举，引向从战策到战术各级台阶的立体交叉式组合。
[13]中国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悠久的文化传统、平和的意识形态、没有侵略史、华人经济实力强大以及拥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全程调控——在战争的开始、进行和结束的全过程，不间断地获取信息、调整行动和控制局势
战争是一个充满随机性和创造性的动态过程，任何企图把一场战争固定在一套预设方案中的念头，都近乎荒唐或天真。因此，有必要在战争的“现在进行时”，对其进行全过程的反馈和修正，以使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全程调控”。
由于共时性原则的加入，已不能把全程调控的“全程”，理解成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现代高技术手段条件下可能只是一个瞬间。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一次战斗的时间就足以完成一场战争。这将可能使战争的全程变得非常之短，同时也就大大增加了调控难度。
信息技术把整个世界焊接成一张网络的今天，介入战争的因素远比以往的战争要多得多。各种因素的咬合及对战争的影响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每一个环节的失控，都有可能像丢掉一只马蹄铁那样丢掉整个战争[14]。因而在气球般快要被新技术、新手段、新领域撑爆了的现代化战争面前，全程调控越来越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种技术。它要求你更多的运用直觉而不是数学推演，去把握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它要求你改变的远不止兵力的调整、部署的变化、武器的更新，更主要的是战场向非军事领域的转换导致的全套战争规则的改变。其结果是把你送上一个陌生的战场，同一个陌生的敌人，展开一场陌生的战争。而你则必须通过对这一陌生过程的全程调控，去赢得一次陌生的胜利。
[14]在现代战争中，偶然因素也像古代战争一样会影响战争的结局。一根指挥中心计算机上的保险丝在关键时刻因过热烧断（这是完全可能的。发生在海湾上空的一次F－16误击事件的原因，就是由于“黑鹰”直升机“敌我识别器”的电路经常发热，飞行员偶尔关闭它以降温的结果），就可能会导致一场灾难。这也许是因为丢失一块“马蹄铁”，而丧失一场战争故事的现代版。正因此，“全程调控”是必须坚持的。
超限组合战，正是这样一种以陌生的然而也是全新的战法进行的战争。
以上的所有原则都以适合任何一次超限组合战为原则。
遵循这些原则并不能包打胜仗，但违反上述原则，则肯定会走向失败。对于战争胜利，原则从来都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没有必胜的原则，只有必要的原则。我们应牢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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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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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和全球化……产生了数千家环球商业企业及成千上万个国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
——E·拉兹洛
人类在进步，不再认为战争是潜在的上诉法庭。
——布洛克
当“四海一家”这个人类的千年理想被IBM用作广告词时，“全球化”已经不再是未来学家的预言了。一个被贴满信息标签的技术大综合趋势所推动、被文明冲突与融合两股冷暖洋流所激荡、被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多米诺骨牌式的金融危机和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所困扰、并让所有人包括预言家和占卜师都感到陌生和意外的时代，正在20世纪的黄昏和21世纪的黎明之间徐徐展开。
全球化整合，全面而深刻。经其无情点化，必然要改变甚至消解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权威地位和利益边界。诞生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的现代概念的“民族国家”，已不再是高居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顶端的唯一代表。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组织的大量出现，同国家与国家间固有的矛盾一起，正在使国家权威、国家利益、国家意志受到空前的挑战[2]。
[1]1648年欧洲协议的总称。它结束了西班牙、荷兰八十年战争和德国三十年战争的局面，并被认为确定了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散前所订一切条约的基础。
[2]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最具代表性也令人最担心的是，国家对于武力的垄断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按照厄纳斯特·吉尔纳在《民族和民族主义》中的看法，国家的定义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单位。据美国《新闻周刊》1997年关于“21世纪安全威胁来自何方”的民意调查，32％的人认为来自恐怖主义，26％认为是国际犯罪和贩毒集团，15％认为是种族仇恨，第4位才轮到民族国家。美国陆军在一份在网络上公开，却未出版的小册子（TRADOC PAMPHLET 525-5:FORCE XXI OPERATIONS）中，明确把“非国家力量”列为“未来的敌人”，“使用赋予它们类似于民族国家的相当能力的现代技术的非国家安全威胁，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正在向传统的民族国家环境挑战。从范围看可以分为三类。
1.次国家性的。次国家性威胁包括政治、种族、宗教、文化和民族冲突，这些冲突从内部对民族国家的规定性和权威提出挑战。
2.无国家性的。无国家性威胁与它们所属国家无关。这些实体不是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也不想建立这种地位。地区性的有组织犯罪，海盗和恐怖主义活动构成了这类威胁。
3.超国家性的。超国家性威胁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在地区间乃至全球范围内活动。它们包括宗教运动、国际犯罪组织，以及协助武器扩散的非正式经济组织。”
（见《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王小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P44－46）
美国军方没有把攫取垄断利润的跨国公司当成对安全的威胁，除了他们根深蒂固的经济自由意识外，还在于他们把威胁仍局限在军事领域的见解有关。像微软、美孚－埃克森这些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也会对国家权威造成实质性威胁，甚至对国际事务产生重大影响。
与早期民族国家生成时，大都经过铁与血的战争为其助产一样，在民族国家向全球化的转型中，也无法避开巨大利益板块的碰撞。所不同的是，今天能够解开“戈第安之结”[3]的手段，不光是剑，因此它不必再像我们的祖上们那样，总是把武力解决作为最后仲裁的上诉法庭。政治、经济、外交，任何一种手段，都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成为军事手段的代用品。但人类却毫无理由对此感到欣慰，因为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尽可能地用不流血的战争去替代流血的战争而已[4]。其结果是，在缩小了狭义战场空间的同时，又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广义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人们一如既往地争夺、劫掠和厮杀，武器更加先进，手段更加高超，只是少了一点血腥，但却同样残酷。现实如此，人类的和平之梦便依旧飘渺而遥远。即使乐观地说，在可以想见的岁月里，战争也不会匆忙绝迹，不管是流血的还是不流血。既然该发生的事情终究要发生，我们现在要做的和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取胜。
[3]相传亚历山大率军攻入小亚细亚腹地后，在戈第乌姆城朝拜宙斯神庙，庙中有一辆曾属于弗里吉亚国王米第阿斯的坐车，被一堆杂乱无章的绳索紧紧缠绑着，据说从来无人能够解开它。亚历山大面对此结沉思片刻，突然拔剑砍下，将其一举断开。从此，“戈第安之结”便成了那些不易解决的复杂棘手难题的别称。
[4]在未来战争中，像金融战那样兵不血刃而屈人之国的战事会越来越多。设想一下，如果1998年8月香港金融保卫战失利，将对香港甚至中国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灾难性影响？而这种情景并非不可能，如果不是俄罗斯金融市场崩盘，致使金融投机家腹背受敌，结局如何尚难预料。
面对将要在无边的战场上展开的广义战争，仅凭军队和武器，已经无法实现大战略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也无法维护这一级别上的国家利益。显然，战争正在超出军人、军队、军事的范畴，越来越成为政治家、科学家甚至银行家们的事。如何进行战争，自然也就不再是只由军人们去考虑的问题。早在世纪之初，克莱孟梭就说过，“战争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交给将军们去干”。近百年的历史却告诫说，把战争交给政治家们去干，同样不是解决这一重要课题的理想办法[5]。人们转而求助于技术文明，希求能从技术的发展中，找到控制战争的阀门。但令人失望，整整一个世纪都快过去了，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战争却依旧是在笼头和鞍鞯之外撒欢儿的野马。人们又乞灵于军事革命，指望高技术兵器和非杀伤性武器，能减少平民乃至军人的伤亡，以降低战争的残酷性。然而，军事革命发生了，它和其它革命一起，改变了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战争却依旧是原来那般残酷。唯一不同的是，这种残酷以区别于两军厮杀的方式得到了扩大。想想洛克比空难，想想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两次爆炸，再想想东南亚金融危机，应该不难理解，这另一种残酷意味着什么。
[5]不论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还是杜鲁门、约翰逊以及萨达姆都没能成功的驾御战争。也包括克莱孟梭本人。
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战争。尽管只是一个侧面，但却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侧面。当这样的侧面朝向立身世纪之交的军人们时，或许，每个军人都该对自己发问：我们还能做什么？如果莫里斯、本·拉丹、索罗斯之流，都可以称之为明日战争的军人，那么，还有谁不是军人？如果鲍威尔、施瓦茨科普夫、达扬、沙龙之辈，都可以算做是穿军装的政治家，那么，还有谁不是政治家？这就是全球化和全球化时代的战争，留给军人的困惑。
既然军人与非军人的界限已经打破，战争与非战争的鸿沟几近填平，所有的难题都由于全球化趋势变得环环相扣、互相咬合，那就必须找到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应该能打开全部的锁，如果这些锁是挂在战争大门上的话。而这把钥匙必须适合从战策、战略、战艺到战术所有级别的尺寸，也适合从政治家、将军到士兵每个人的手。
除了“超限战”，我们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更合适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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